2楼【名家专栏】蔡定剑：向新加坡学什么？思享学人作者：蔡定剑（作者为中国大学教授，著名学者，不幸已于2010年11月逝世）新加坡以它高度的经济发展，廉洁高效的和优美舒适的赢得了世界的普遍赞誉。新加坡的经验特别为后的中国所重视，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时在与新加坡正式会谈以后，与李光耀单独闭门谈了3个小时。这以后邓对新加坡的经验赞口不绝，并对高层领导多次谈到要向新加坡学习（后来李光耀资政也几乎成了的资政）。所以我国有很多高级领导人都访问过新加坡，大量的中下级领导人和官员被派去学习和培训。所以，新加坡的经验是中国从高层到地方官员高度认可的、并一直认真学习的榜样。在被我国官员学习和学者介绍的新加坡经验中，有几点被尤为推崇：一是体制，把新加坡的高速经济发展归结于执政的权威主义体制；二是“”制度，把新加坡的廉洁归结于“”；三是严格管理，把新加坡高效和良好的治理归结于峻法的管理。2005年7月到10月，我有幸被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邀请做访问研究，使我有机会对新加坡的制度作亲历考察。我发现上述被国内官员学者推崇的新加坡经验有很大的偏颇和，使人们对新加坡的了解有相当大的。我想谈谈我所了解到的新加坡的经验，及我们应该向新加坡学什么的一些看法。机制下的1991年春节，李光耀与社会一起捞鱼生。新加坡确实是执威体制发展经济的成功范例。这一点被广泛地用来证明权威主义体制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要搞。不错，新加坡是一个建国40年来一直由人民行动党执政的国家。李光耀也一直以新加坡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小国，不能出现纷争，否则将难以这样的话来国人。新加坡也确实在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都是不可否定的事实。我认为，新加坡的成功并不在于它的权威体制，而在于它充满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和发愤图强的，特别是人民行动党在制的框架下，全心全意为民服务，以争取人民支持的结果。要了解新加坡经验，必须了解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和它的制度。新加坡到底是一个什么制度？是制还是个？它有一个完全英国式的议会制度，而又有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有一套英国留下的传统和公务员制度，又有一套融合和法家思想的；它以英文作为语言（就是接受的都是文化和的思维方式），但又有76％的人有中国血统（又有很深的中国人的品性）。人民行动党有很多与中国相似的地方，它以为旨，有严密的党组织并有党的外围组织职工总会、青年团和妇女团，特别在基层有党支部。有一套像早期严格发展的制度，党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但是，它与中国有根本不同的地方，它不是一个以劳动者为基础的政党，而是一个精英政党，早期有些普通劳动者后被请出了人民行动党。它是个以为对手、主要与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政党。它是一个议会制政党，而不是一个党。它是通过竞选上台的，并且必须赢得五年一次的选举才能执政，官员必须通过像议员一样的竞选过程。当然目前的选举并不是很的：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利用手中的，制定选举规则、运用财政和资源、操控选举程序（如在划分、候选人资格审查等）、掌控，甚至最后不惜用司法手段反对党。但不管怎样，它形式上还是制，党还是要靠打“选战”，最终要靠多数人民的投票支持才能执政。党不能人民投票，而只能靠讨民、取信于人民才能执政。正是这一点，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并被人们和国际社会承认其性的基础。尽管反对党非常弱小，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无法挑战人民行动党，尽管执政党可以利用行政、司法和各种手段反对党。但是，反对党对人民行动党仍然有很大的压力，人民行动党对待选举的认真态度，与制国家政党竞选有相同之处。由于人民行动党最早是靠议会制上台的，尽管长期由它执政，它可以利用各种的手段自己的地位，但它不能废除制形式。它虽然有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但它一直保持着、的思想和不同观点。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执政党是通过议会和等的形式执政，而不是通过党直接执政。竞选议员，议员在联系人民群众与方面起着支撑整个的作用，这点与的国家没有区别。所以，由上述而判断，新加坡基本是个政体，但实行权威。人民行动党执政基本上还是建立在人民支持这一性基础上的。正是这一点使新加坡权威具有了性。人民行动党以“为民服务”为旨，通过议会选举途径和议员大量、深入、细致地做选民工作，争取选民支持而取得执政，使“为民服务”通过议会制度和议员的活动，落实在行动上。我认为这是中国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真正实现“以民为本”的执政，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新加坡的成功主要不在于它的权威主义，而是真正“为民服务”。如果只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权威一面，不讲它时刻为民办事，为争取人民支持和选票的基础，只讲峻法的管理，不讲它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和娴熟的水平，就是对新加坡经验的极大。
3楼“”决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下面我们来看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如何“为民服务”，争取支持的。人民行动党党徽新加坡实行英国式的内阁制代议制。除有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外，还有很多反对党。人民行动党在历次中的得票率最低的时候只有61％，高的时候84％，本届议会得票率为75％。由于计票方法的问题，反对党在中只有2个席位。人民行动党是怎么在公开竞选的条件下持久地赢得多数选票支持的呢？经调查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种因素：一是注重，为民服务。二是利用资源为执政党大做工程，争取选票，如竞选时作出承诺，最后由买单。三是执政党掌握了选举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在选举程序上作出有利于执政党的安排：如划分每次都可以改变，并且随意分割，这可以把反对党支持者集中的力量；采用集制也很不利于反对党取胜。四是以各种手段反对党，包括以候选人登记制取消的候选人资格；通过对法院的控制来制裁反对党。一位外国家说，“在新加坡，通过法律程序一些者破产，从而使他们退出政坛，使用罪起诉来搞倒，是新加坡高层的方式。”然而在以上诸种因素中，最重要的还是靠真诚“为民服务”这一条，没有这一条，而靠后面这些不正当的手段，人民行动党肯定早就被人民轰下了台。在我走访的一些学者和普通人中，对人民行动党最不满的，也就是它采取后面这些不太光彩的手段。但是，由于它真的认认真真为民办事，也确实办得不错，人民也就了这些。而这些也是人民行动党的危机所在。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是以民为本，心系群众，关怀草根。它是怎么落实这些的呢？具体通过议员与党的社区携手扎根基层，以为民服务为旨，全心投入为服务，多种方式联系选民，定期接待选民，听取，把脉民生，为排忧解难。这些口号和方法我们听起来非常熟悉，似曾相识。但对人民行动党来说，这决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它是通过点点滴滴的为民办事，才争来了执政地位。一个议员一年最多接待了5万选民人民行动党议员是怎么“为民服务”的呢？为此，我考察了两个议员的选民接待活动日。根据行动党的要求，议员必须每周有一个晚上接待选民，包括内阁也不例外（新加坡实行议会内阁制，内阁是从议员中产生的）。我去走访的正好是李显龙总理的集（一个选多名议员，而且是各政党组团队来竞选），与他一同的议员告诉我，李显龙当副总理时也要每周来接待选民，现在当总理不能经常来，但每周也要委托人来接待选民。这个集有5个议员，把分成5个小区，每个议员固定联系一个区。接待我的议员说，一般情况下每次接待选民大约有40～50个选民求助（据材料，有接待选民多的议员一年接待过5万个选民）。接待室一般在社区由议员租用的幼儿园、社区活动中心等公共场所内。一些党的社区（基层）每周为议员接待选民提供志愿服务，为求助者登记、录入、摘要、分类和提出处理等。不管来多少求助者，议员当晚都要把所有投诉者接待完。来选民接待站求助的问题，根本不是在我们这里看到的那么严重的问题（或冤假错案，或告污吏，或土地被占、房屋拆迁等等），而在我们看来多数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个人小事。来投诉的问题通常是：希望能更快地分配到组屋（新加坡为高收入以外的居民提供的一种低价商品房）；孩子能不能报读更好学校；外籍配偶能否申请永久居民？有的是要求找工作；有的要求暂缓还贷款或缓交水电费；有的是子女不赡养老人；有的是邻里纠纷楼上影响楼下的安宁，等等。来求助的问题并不是议员都能解决，很多情况下议员只是给来访者提供正确解决问题的途径和信息，对一些问题提出处理意见、转交部门和机构。议员有的也要求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来现场办公，当场解决一些选民的投诉。对极少数十分贫困的求助者急需要钱的，议员当场开出一张小额支票，以解燃眉之急。有关部门会十分重视议员的来信，会尽量解决求助的问题。有些大的、困难的问题，或有关部门没有很好解决答复的问题，议员有机会向部长提出，专门安排了议员与部长共同进餐的场所。不管投诉的问题是否能解决，有关部门都要给予投诉者答复或给一个合理的解释。除了接待选民，议员还必须走访与选民保持广泛的接触。访问是十分辛劳的事。一种是撒网式的，利用半天时间走访内的几个点；一种是每周进行一次挨家挨户的访问，一户一户地认识居民。议员要确保前访问每一座组屋的每个家庭至少两次。通过访问，了解普通居民的生活和需求，以争取选民的支持。人民行动党总部只有11个工作人员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总部人民行动党把整个执政基础深深地扎根在基层。人民行动党在基层还通过各种组织为提供服务，主要有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和人民协会。社区基金是人民行动党在基层设立的福利性机构，为社区提供一些基层组织所不及的服务，在社区开办行动党幼儿园、托儿中心、儿童图书馆、电脑班等，还为提供一些福利如保健计划、学生学金等，总之居民需要什么，就主办什么活动。如社区幼儿园为中低收入的家庭提供低价的学前教育（如每学期收费从20多元到80多元，私人幼儿园高达800到2000多元不等）。每个组屋区都有一所行动党的幼儿园，目的是从幼儿开始培养对行动党的认同，也是为了争取家长选民的支持。人民协会是一个半的非组织，主要从事不及的社区服务事务，如经营老人乐龄中心、退休人员俱乐部、儿童音乐绘画班、电脑、健美、舞蹈班，甚至开茶室、收藏室等，组织居民进行交流、搞聚餐活动、节日庆祝、歌咏比赛、搞等，总之一切能吸引、服务居民的事他们都干。他们办的这些活动虽然都是经营性的，但不营利，由于有补助，比其他完全商业性的经营便宜许多。这些社区服务组织都掌握在人民行动党的基层领导手里。这个领导就是议员。议员既是党组织的支部，又是社区基金会的，也是人民协会的顾问。就是说，所有“为民服务”的好事都由党的议员包揽。在这里，没有党的领导，只有党的服务。很多去过人民行动党总部考察的、官员和学者，都对行动党总部小楼表示惊讶。这个执政40年成就辉煌的党，总部坐落在偏僻但交通方便的机场边，在许多居民组屋中间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只有二层高的小楼，办公室和会议室设备简陋，党总部只有11个工作人员。曾多次有人提议在市中心最繁华的乌节建一座行动党总部大楼，党经过反复考虑取消了这一计划。认为党的总部大楼建在市中心太显眼，使人民随时感到党高高在上。于是党的总部从繁华闹市搬到了远离市区的居民区。行动党总部这么少的工作人员，表明它没有、也不可能承担任何职能。还表明党的核心并不集中在。可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不在之外、之上，而是在之中，在人民群众中。行动党不显示，而是时刻不忘人民，不能脱离人民的支持。并且从制度上这样做，这才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体制下长期执政的根本所在。新加坡是个制政体，但缺乏充分的（社会还是有的）；有严格的，但并不充分保障现代；有成熟的市场经济，而控制无所不在。中国向新加坡学什么？是只学上述的后者，不学它如何在制度基础上，通过途径打造基础，那就是对新加坡经验的极大误读，会把人引向。要知道是人民行动党建立在制度和基础上的执政，才使它有权威的和立于不败之地。而五年一次的是一把悬在人民行动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有失去的，使它一直充满着危机感，督促它时刻不忘记人民。这才是它认真为民服务的内在的、永久动力。
4楼“廉政”并非高薪养根据透明国际全球指数显示，2005年全球最的国家和地区排名中，新加坡名列第五，它也是亚洲最的国家。新加坡的廉洁为世界所。新加坡所处的周围国家和地区丛生，为什么新加坡一枝独秀保持？很多去新加坡考察回来的人们告诉我们，新加坡的经验是“”。很多学者和官员对新加坡的“”赞赏不已，跃跃欲试。如果不是太多和经济能力不及，恐怕早已实施。新加坡是怎么保持的廉洁，是高薪养起来的吗？这是我到新加坡后特别想搞清楚的问题。为弄清这个问题，我先后走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人民行动党总部、议员和有关官员。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个重要的、我们观念的理论是，新加坡实行官员高薪制的主要目的不是用来养廉的，而是为了吸引人才。国大学系反腐研究专家JonS．T．Quah教授告诉我，新加坡官员高薪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真正开始实行的。在这以前，新加坡就解决了廉政问题。在殖民地时代，新加坡也是很的。当时不算低。1965年新加坡被马来西亚踢出来建国时，给这个没有任何资源的新生小国留下的是大量的财政赤字。人民行动党当时就发誓要建立一个廉洁的。但为了减少开支，不得不大量削减。所以到70年代初，新加坡是很低的，1973年开始给公务员每年多发一个月的薪水，但水平还是很低的。1985年，李光耀提出要减少领导人和高级公务员与私营企业界高级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以降低的刺激。1989年较大幅度提高工资。1994年实行部长和高级公务员年薪与6个私营企业界前4名高级人员的平均工资挂钩的政策，部长和高级官员拿他们三分之二的薪水，并根据经济状况上下浮动。以2000年为例，总理年薪为194万新元，部长为142万新元，政务部长或其他公务员在110万新元左右。常任秘书约60万～70万新元，中级官员约10多万新元。从上述情况看，新加坡高级领导人的收入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这些拿100万以上高薪的人很少，部门估计也就只有30人左右。二是这个薪金是给他们的全部收入，部长包括总理都没有专职司机和汽车，上班开自己的车，有大型公务活动才会派车。他们没有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都要自己上商业养老和医疗保险。一位高级官员告诉我，如果一位部长在中落选，不能当部长，那他什么也没有了，与他就没有关系了。部长薪金看起来很多，但这是全部收入，再不能有其他收入，也没有其他任何的特殊待遇。提高领导人薪金的出发点，是为了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任职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时，单位组织去越南旅游（费用自己掏，单位补助一点），可带家属，费用自理。所长家属与我们一起旅游。同事告诉我所长夫人是的一位副部长。根据我们的经验，部长应该是带着她的家属“公游”就可以了，根本不会与我们跟团队旅游。另一件事是一位新加坡部长应邀来公务，有点业余时间想看看有特点的地方，我介绍了一个地方。部长一行四人要打车过来，我说还是我开车去接吧。我与部长开玩笑说，我能给部长开车这是我不可想像的事。根据我们了解，我国部长出国，肯定有的全程安排和陪同。由此看来，与其他国家比，新加坡官员是不是“高薪”制还不敢肯定，需要对隐性收入作复杂的计算。即使是高薪制，这种高薪也充满着责任和风险，离任职务后没有给他任何的保障。当年李光耀提出提高领导人薪金的出发点是为了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任职，也防止人才流失。虽然有防腐的目的，但不是主要的。我们知道，李光耀在新加坡推行精英。他希望把精英都吸收到担任高级领导人。他纳贤的对象主要是医生、律师、会计、大学教授、企业家、银行家等有能力、并且诚实和品德优秀的杰出人物。如果发现合适的人选，行动党会劝他们弃职从政。这意味着他们可能放弃200万、300万，甚至500万的年薪。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来当一个部长少于100万也是不太容易劝人家来从政的。可见，新加坡的生态与中国完全不同，新加坡人不太愿意从政，要从社会招揽人才。中国社会是官本位，直到今天很多大学生仍以考公务员为第一志愿。一个公务员职位招考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报名。如果实行公务员高薪，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念更会偏斜，更像中国古代那样“唯有读书高”了。为了当官而争斗，会更加严重。所以，不了解新加坡的背景，光看到官员的高薪，以为是，是很片面的。这些杰出人士来从政，不是钱所吸引的，而是要他们经济上作出。如果是为了钱，他们用不着来当官，他们的收入本来就很高。所以，高薪的目的是为了吸引人才和防止人才的流失，但它也能降低的，会起到防腐的客观效果。那么，人们会问新加坡是如何保持廉政的？据我的了解，它绝不是人们普遍流行认为的“”，而是有更多的其他重要因素：首先，以廉政作为人民行动党的强烈的执政。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像新加坡，把廉政作为如此重要的执政。所以，人民行动党的党徽中间白色部分就是表明“廉洁与正直”。1959年人民行动党赢得第一届组织时，内阁就一律穿统一白色装宣誓就职。这套白装成了人民行动党的党服，在重大和节日，行动党都穿它。表明这个党以廉政为最重要的价值。为什么？我们知道，新加坡刚和建立自治的时候，它周围的亚洲国家都是贪得无厌，官员、、贪污、贿赂、无所不在。在马来西亚、泰国、印度、、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包括新加坡，一个比一个。这些原为受的争取的斗士，都成为人民财产的者。人民行动党也是在亚洲浪潮冲击下，为摆脱殖民为争取建立的，但他们的领导人都是出身资产阶级，并大多是受过剑桥教育的大学生。他们对这些深恶痛绝，他们赞赏当时中国艰苦朴素的作风。所以，他们发誓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李光耀说，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一个廉洁的，我们将不能。有人说，廉政光靠决心和是不行的。我认为，如果创业的第一代领导人有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坚定的，即使没有制度保障，而靠领导人以身作则，也可以在他有影响的时候保持廉洁。时代也做到了这一点。新加坡才建国40年，第一代领导人李光耀时代还没有过去，如果没有别的制度，光靠这一点也是可以保持廉政的。李光耀不但有这种决心，而且长期以来确实以身作则，从当总理开始他每月拿3500新元，上世纪70年代初，他把部长的月薪从2500新元提高到4500新元的时候，他还是拿3500新元，直到1985年。直到现在，新加坡领导人一律都没有雇佣的园丁、厨师和佣人为其服务。更何况，人民行动党不仅有理想、和决心，还逐步建立起一套制度来保障廉政。
5楼在上，对官员采取有罪推定首先是依靠建立以减少机会为主旨的反腐法律制度。1960年，新加坡就修改了早年殖民时期的《预防法》（POCA）。这个法律的旨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去减少的机会，并使得发现起来更容易，然后用严厉、及时的惩罚来阻吓犯罪。这个法律对贪污、贿赂行为作了广泛的；对各种的形式作了明确的；在上，对官员采取有罪推定，如果一个官员被发现生活阔气，消费明显超过收入，或拥有与收入不相称的财产，法院就可以此作为受贿的；法律还给予反贪人员很大的调查取证权，被控方家属和证人有提供实情的义务，否则将受到严重处罚。其次，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减少的机会，是新加坡反最重要、最有效的经验。新加坡是世界上少有的掌握国家和社会资源，并大量进行投资的，很多大的建设项目都由投资，有80％的居民住的组屋是由盖的。钱权交换的机会是很多的，但是由于各种制度健全，堵塞了的渠道，使得官员没有机会。这种制度就是分配的分散化，凡重大决定都防止任何一个官员可以个人作主，而是几名官员共同参与决定，合同由不同的级别审查决定，各种责任非常明确。第三，强有力和有效的反贪调查局（CPIB）。现有77人的反贪调查局直接在总理领导下工作，是防止和打击贪污贿赂的利器。它的成功在于：它在新加坡得到人民的高度信任；它被赋予很有效的和手段，如任何证人一旦受贪污调查局传唤，都必须前往据实报告，如果发现提供假信息或性信息，将面临罚款和处罚。新加坡毕竟很小，反贪机构能有效地官员，有行为也很容易得到揭露。一国的反贪是否成功、有效，有两点是十分重要的：一是犯罪不在于它的法律是否严厉，而在于犯罪者受处罚的概率。如果违法者受处罚的概率很小，即使再严厉的处罚都不足以犯罪。如果犯罪被发现的概率很高，它的作用是巨大的。一位专家告诉我，新加坡贪污犯被抓的概率高出菲律宾40倍。在贪污犯被抓概率低的情况下，被抓的往往还很不服气，会说：为什么抓我不抓他？认为被抓只是运气不好。所以很多存侥幸。另一重要因素是对犯罪的必须明确。一旦就必须给予处罚，不能再考量各种因素，如看大小、是否有背景、或者认为违法的太多了（如法律官员接受1000元即为受贿，不能因为人数太多就内部掌握接受1万元才处理）等因素。这样，就把制裁界线给模糊了，人们不知界线在哪里，就会得寸进尺。新加坡这方面非常干脆，只要发现触线的人都会受到处理。60年代，曾有一位部长反对购买波音飞机，但私下透过人向波音公司表示愿意提供有偿服务。被后，尽管只是嫌疑，李光耀也果断地解除了他的职务。这位部长最后被人们唾弃潦倒落魄。第四，公开透明。没有公开透明就没有廉政，暗箱操作是之源。公开透明包括各方面，政务公开透明，所有的办事程序都法制化、公开，如某工程招标，都常透明的，如果人们有怀疑，可以投诉。有关部门都应提供材料，并作出解释。官员的财产都是公开的，人们对官员的财产有疑问，可以投诉，有关部门应调查并向人们作出解释，包括对李光耀本人的投诉也不例外。1995年，有人投诉李光耀父子在购房中有不交易。总理吴作栋调查李光耀和李显龙（当时副总理）两处购房过程。调查表明，这两处购房在预售中发展商给他们父子10％以内的折扣。成交后由于市场房价飞涨，于是有人就向有关部门投诉。李光耀要求将调查结果彻底公开，并把它提交讨论。在辩论中，反对党也认为这个折扣是市场的一般做法。由于不，完全公开披露，使此事完全化解。第五，新加坡的廉洁还在于它经过几十年的国民教育，具有良好的素质，已经建立起廉政的良好的氛围和社会文化：人们把的人员看成社会公敌。加上新加坡是个社会，人们都自觉地依法律规则办事，而不会首先想到去打通关系。所以，靠行贿办事在新加坡自然就很少。新加坡的廉政来自一整套的、社会、文化氛围、透明、和严厉查处机构等，高薪是其中一种因素，但决不是主要因素。新加坡反腐的成功在于做到了使人员“不能贪、不想贪、不敢贪”。把新加坡的廉政归结“”是错误的理论。仅靠高薪是不可能养廉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无止境的。否则，你不能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有很好的生活条件和待遇，还要贪几百万、几千万，这是为了生活吗？前印尼总统苏哈托家族贪污拥有420亿元资产（大概可以占到印尼P的40％），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了国家大约50亿到100亿元财富，前秘鲁总统藤森从国库贪污了数百万美元，前扎伊尔总统蒙博托了大约50亿美元至80亿美元（相当于扎伊尔每年接受国际援助资金的40％），这些作何解释呢？惟一的解释是人的是无止境的。要防止，让官员可以维持社会中等生活水平是必要的，如果收入太低，以致他们不能维持基本的生计，就必然产生，像印尼和菲律宾给只够他们三分之一的生活费，逼得官员只有，很多外国人在从进海关开始就会遇上。在让官员保持中等生活水平的条件下，能不能防止就要靠制度和文化了。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有效并可严格执行的制度，就像在自己的银行卡上取款一样容易，谁都会这么做，即使他已经很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