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的他，没有发福迹象，甚至比印象中更加年轻了点儿，依旧谦逊、乐观。非要找到一丝不同，似乎皮肤由此前的白皙变成了健康的小麦色，他将此归功于“经常锻炼”。
谈到“没变”，他也会开心地提高声音，“真的吗！”同时也大方地介绍坐在对面的工作伙伴，“我没变可能是因为我很多时候只负责专心写作，而其他许多事务是他们替我分担。”
七年，也不可能没有改变。2007年，当吴晓波带着新书《大败局Ⅱ》来云南进行签售时，当时身边陪伴的只有太太邵冰冰女士；七年之后，除了太太，身边多了二位“蓝狮子”财经图书的工作搭档。谈到这个“改变”，他也会对记者像朋友一样开玩笑，“因为我更贵了嘛。”
玩笑归玩笑。事实上，此前曾说“40岁会退下来”的他，这七年间反而更加欲罢不能。2008年，《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下册）、《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吴敬琏传：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等著作陆续出版；他也为各家撰写评论财经热点的文章，并在今年5月8日在微信上推出了自“吴晓波频道” 。
其间，浅褐色的古运河河水从书房的窗下缓缓流过，“女儿吴舒然同学也长到18岁，都有1米65了”。
首先是2008年秋季，全球爆发的金融危机，让中国的外贸产业严重下滑，自此结束了长达十年的黄金时期；而国内经济也出现衰退和萧条迹象，中央在当年年底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全面加大铁、公、城市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使得中国经济在半年后率先“V形见底反弹”。
由此，我们近距离地观察到了中国经济治理的典型性困境：国有经济被认定为中央和政策稳定的经济、，而民营经济则承担提高生产效率和创造就业的职责，两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始终无法得到合理的调配，最终造成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不合理，从而导致经济成长的畸形化。
“三驾马车”成跛脚之势，外贸的增速只有5.7%，大量外向型中小企业歇业破产；一直是内需和地方财政收入支柱的房地产从2009年底开始因过热而遭到持续的严厉调控，受其影响，钢铁、水泥、机械装备等重型产业全行业增长进入下降通道；货币严重超发，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实体经济持续低迷，地方债台高筑。
吴晓波认为，这些发生于历史以及当下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中央、地方、各阶层之间相互博弈和的结果。
“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主要谈的就是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重新调整和市场的关系，这些话听上去很，但实际上是中国目前问题的一个核心点：要重新调整。”吴晓波说，“如果调整不好，就会出现我在书里面讲到的闭环逻辑。经济发展到一定地步以后，和民间形成一种很激烈的冲撞，最后通过什么方式解决呢？就是闭关锁国。对内，把大家打成一盘散沙，对外则信息封闭，文化交流封闭，然后与周边国家为敌，这样也很。”
予以佐证的数据是，“从P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是不错的。”2011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2012年中国的制造业比重超过了美国；2013年国内的服务业比重超过了制造业比重。“你看，这些大的数据来讲都是好的，中国的经济也没有烂到底的感觉，除了股市。”吴晓波笑着说，比较头疼的是中国经济体制的难度非常之大，以至于其难点疑点几乎在经济学中找不到“标准答案”。
事实上，中国经济从2013年开始，学术界就一直存在两种较为典型的对立意见：一种是包括克鲁格曼和许小年等经济学家认为的，中国从2013年开始基本上进入到一个长期衰退的周期，这是一个不可逆的周期，有些人甚至说在6~7年内就要崩掉了；另外一派则认为中国还是处在可持续增长的通道里面，但是遇到很多问题，比如结构性问题、制度性问题，并认为这些都要通过来解决。
吴晓波更认同后者。“多年的留存下来的财富也非常之大，现在的经济发展其实还是在吃的红利，现在互联网又把许多行业打通了，内需消费还会出现井喷。”在吴晓波看来，“这些都为争取了不小的时间窗口。只是进入了下半场，这就意味着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发财，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活得下去罢了。”
首先，那些靠既有模式在活着的企业，现在可能会很倒霉。“就连民营经济颇为发达的浙江，今年都可能会倒闭1万多家企业。浙江有一个地方，叫做浦江县，此前的支柱产业是做水晶灯。最近拆到什么地步？当地说，从卫星云图上拍下去，这个地方像地震过的一样。”
活下去的出只有一条：转型。“你看，连房地产企业都要转型的时候，你就知道不转型不行了。就连银行未来几年也很麻烦，但也不能说银行不好了，只是进入了下半场，银行在互联网金融和新的金融模式冲击下，也在变化中。”
这个转型对于个人来说也同样适用。“如果许多人都按照传统的方式生活的话，那么他的收入会下降，甚至会被淘汰。但是另外一部分顺势改变的人反而会赚到更多的钱。”
这些都是典型的转型年代的特征，许多行业还在往前走，只是走得比较艰辛。而吴晓波认为，未来中国的城镇化率如果达到了75%左右的时候，真正的转折点就会到来。
就像他在“吴晓波频道”中说的那样：我们并没有生活在单调的年代，也许没有一个年代的人、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尤其是欧美国家的人们像我们这样的五谷杂粮、精粗不弃，为了求得寸及的进步，我们愿意接受所有的文明形态，这是一个转型年代的特征，我们在思想上左冲右突，其慌乱和惊心宛若物质生活中的所有景象。
中国一个特别好的牌：信息化，信息化对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的已经开始了，中国几乎所有的行业都被信息化洗牌。
5月31日，受云南城投“梦云南”分时度假发布会活动之邀，吴晓波来昆。在两天的历程间隙，记者与他进行了一系列深度对话。
云信：在你的新书和采访中，你都提到中国上千年与分权之间的摇摆，并提出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但在中国，一提到体制就会觉得无解，你怎么看？
吴晓波：过去十年的确是一个（中央）加大的十年。2004年以后，特别5月份的宏观调控，主要是以铁本事件为标识，对进入能源、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的民营企业进行了一次清理。5月份那次是比较明显的。到了2008年四季度的4万亿计划，基本上就摊牌了。
这也就是我书中提出的，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
但我不认为一提到体制就无解，我认为还是一个利益的调整。其实，老百姓也好，企业也好，大家的出发点都一样，就是活下去（笑），这个是最关键的。
中央可能更多地考虑的稳定；地方则侧重当地的发展；有钱人希望多赚点钱；没钱的人又说，我要看得起病，读得起书，养得起老。其实，大家都在想这些事情。
云信：如今大家都觉得有点悲观，但你却提到2014年将会是中国经济的第四个阶段的之年，为什么这么说？
吴晓波：去年11月份召开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重新提出来要搞，提到在60个领域里面进行。所以从36年来的中国经济历史来看，2014年是第四个周期的开始之年，从角度来讲常非常重要。巨大的变化将在2014年发生。
如果不的话，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但产业结构没有进行调整，仍然是一个泡沫化成长的过程。会造成100个人里面，5个人是泡沫获益者，95个人是者。
目前城镇化仍然能够推动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而且中国一个特别好的牌：信息化，信息化对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的已经开始了，中国几乎所有的行业都被信息化洗牌。
未来10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可期待的。但最大的问题是发展的不公平性。其实对中国人很不错。大概1978年以后，“的轮值”是中国人，他给我们一次次犯错误的机会，而且现在看来，还有10多年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而我们未来一定要进行。
吴晓波：减税现在不是一个时间窗口。减税和税收增长是成正比关系的。其实你替想想，什么时候减税？当然是税收比较多的时候减税，就像爸爸妈妈钱比较多的时候，多买一件衣服是没问题的。但是爸爸妈妈饭都吃不起，你要买衣服，那就只有被打了。现在税收增长乏力的情况下，要进行结构性减税是不可能的。现在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阶段。
2009年我采访吴敬琏的时候，他就呼吁，2009~2010年是一个减税窗口，当时有4万亿投资，整个经济拉动起来了，地方和中央财政收入出现30%左右的高幅度增长，那个时候进行结构性减税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地方财政负增长，中央财政也才有10%左右的增长，这也意味着现在没有减税的空间。
产业靠两种驱动，一种是政策型驱动，一种是创新驱动。旅游、文化、互联网、生物医学这些行业都属于靠创新来驱动，我认为在上述部分产业云南有自己的资源优势。
第一个是早年的以服装和食品为代表的快速消费品的一个成长阶段，这个主要是福建、广东、浙江吃到了这样一块红利；第二是，云南错过了1990年的外资引进的浪潮，那一年引进了大量的外资企业到中国沿海地区来；第三个是，云南也错过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制造业的一个投资周期。
现在来看，其实前面的三个周期产生的红利，也都结束掉了，靠服装、快速消费品的红利也吃光了，大规模外资引进的，传统制造业的福利也没有了，那么现在的云南和发达沿海地区，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一个新的起跑点上，大家都面临产业重新转型的问题。可能云南的整个产业总量比较小，看上去不太对等，但从周期的角度来看，其实差不多。
投资靠民间资金不行，只能聚集在那些国有企业、大型资源公司的头上。这个发展阶段其实是不可避免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要有一些新兴领域在里面。
第一个是人才，人才主要第一是培养，第二是孵化，第三是引进，云南有没有好的产业人才的培养机制和孵化机制，或者说云南省需要建立自己的人才战略。其实，越是东南、沿海地区，其人才战略越健全，像苏南地区，例如无锡，过去十年内，它做了一个“五万人才引进计划”，要引进5万个国外的博士和硕士。为了这些人，他给每个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年薪以及相关配套条件。
其实任何东西，人还是第一位，人进来之后，还要钱能进来；人钱进来之后，设定好几个的战略型产业，然后把它打开就可以了。
而且我也并不认为，教育、医疗问题是吸引不到人才的关键，因为这些是一个地方中长期发展的规划，人民必须需要的一个东西，也是必须要投入的东西。关键是看的钱投在哪里比较重要。
这一方面，其实有很多可以作为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可能会很长期，但对于这一届来说，任期内可能会看不到结果，或许就会不愿意干。
云南其实有很强的软实力，最大的资源就是天空和文化的多样性，当全国各地的资源都被得差不多以后，这方面就是你的竞争力。
吴晓波：当然能做，展会经济是一个特别大的经济。但我并不认为云南做展会经济是要和广西去抢、去比拼什么。因为云南周边都是一些小国，小有多大的经济爆发力？我认为云南还是应该将眼光放在中国的中产阶级上。
其实目前中产阶级的崛起对云南是一个很大的机会，目前旅游也在从度假到置业过渡，云南把这个阶段卡住的话，就可以引入大量的资金。例如，你修建别墅，每个人投资1000万，那么如果有1万个人来选择这里，不就投资上亿了？
另外，昆明应该去扶持一些文化创意企业。现在互联网来了之后，其实人对信息的需求和原来相比有所增加。比如，我们住在杭州觉得遗憾的是，很多好的演出都会选在上海而并非杭州，于是，现在常做的事情就是老去上海看演出。
这个案例还是说明那句线;云南应该把眼光放在中产阶级身上，而对中产阶级来说，文化消费的比重在慢慢增加。成都这方面做得不错，这就是软实力。
我这次去了云南白药，我看到的云南白药和我六七年前看到的云南白药不是一个白药。比如说，他做物流公司，物流还能赚钱；又比如它的颗粒剂，利用云南的资源优势，和白药的品牌优势也做得很好，这就是新型制造业。所以，并非不能做。
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制造业在发生着变化，即制造业会由原来依靠成本优势大规模制造的模型变成这样一个模型，叫做“专业化公司+信息化+小制造”。
吴晓波：我认为和上海的房子还会涨，因为按照现在人民币的实际可购买能力，基本上现在、上海的人均可购买能力，和台北首尔差不多，大概人均在2.6万美金左右，但是台北和首尔的房价比和上海的要贵三倍。这些是根据。
我2010年在上海和新加坡同时买了房子，今天来看这个投资，上海的投资收益比新加坡高出五倍。你想，这几年上海房价已经被成这个样子了，而新加坡则被视为过去三年里面除了中国地区以外，房价增长最快的两个城市之一。
大家看到了很多的数据，但我是实际买房的人，自己的收益数据可以看出房价实际上还是在往上涨。中国整个城市是型投资，离和地铁市中心越近的地方收益越好。
云信：我感觉你写《大败局》和《激荡三十年》还是蛮乐观的，越往后越宏观，提出的观点也越来越灰暗？
吴晓波：对，《激荡三十年》写到2004、2005年的时候，就是我写第二本《大败局》的时候，已经看到政商博弈了。之前写《大败局1》的时候确实没有这种感觉。《大败局2》是2006年写的，里面和企业家之间的博弈非常明晰。到后期无非从一个一个企业的争夺变成一个一个产业的争夺，再后来对整个投资领域的争夺。现在等于是，民营经济在整个系统里面已经被边缘化。
单一公司案例的部分是我一直在研究的，这么多年我大多都在做这个。蓝狮子下面有个部门叫做企业研究院，每年我们大概会做15个案例研究，以书的方式来出版，15个案例里面我大概会看5~6个。
还有一部分则是中国史的变革，但是到后来写《跌荡一百年》和《浩荡二千年》其实也不是规划中的事情，因为我写完“激荡”之后，发现中国的经济还没看清楚，于是写了后面这两套，写完之后，我又发现可以浓缩在一本书里面楚这些，于是出现了2013年这本书，即《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以后的写作还是会朝着这两个方向：《大败局3》大概明后年会出来；今年四季度要出的是《腾讯传》，已经研究了两年；我最近在想的是以后要出一本《企业家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国社会以及企业家阶层的东西。
吴晓波：我很难不工作。我基本上处在一个入世的状态，比如，我一年有两个月的旅游时间，这个是固定的，但旅游的时候可能也在想公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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