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关注了，你采访了，你写作了，你发表了，与你不做这些比，那些被与被损害的人的处境，并不见得可以改善多少。
2014年3月，一个春光还好的上午，我和几位记者同行，在西安一个中产阶级小区内采访。小区内有一家以某慈善基金会冠名的幼儿园，长期喂食幼儿抗病毒药物，导致不少孩子肝肾出现问题，被的家长。
一辆工程机械正在清除墙体上的园名，以抹去该基金会的印记。各自给编辑发回短讯后，一位兄弟提起他最近很烦：几个月前，他和妻子亲热时，安全套滑脱，他连夜去买了紧急避孕药给她吃。结果，妻子还是怀上了。他们已经有了一个一岁多的孩子，这个新怀上的要还是不要？他几乎每一分钟都在纠结焦灼。
他老家在河南农村，在谋生的那个城市里，他和妻子都是外地人，还没有买房。他在拿八千块左右的月薪，妻子在一个单位做临时工，月薪只有两千多块。据说转正后可以翻番，彼时正备考转正的资格赛。
第二个孩子的心脏在他妻子的子宫里日夜跳动，必须尽快做决断了。他的一席话，让大家都犯难。我则他留下孩子，自己养不起，可以送人。反正老家亲戚那么多，随便谁收养了，以后都是个念想。再说，多少是一条生命，怎么忍心？
几个月后，我们又在河南某地同题采访。他主动提及，他们最终决定把孩子流了。小家庭的生活也在改善，想买的小户型，妻子的转正，都已经有了眉目。他边说边叹气，似乎带着一丝歉意。
之后，我们几乎没有再联系。去年年底，另一位同行告诉我：“你知道某某吗，他也不做记者了，到外地一个公司做了品牌总监，压力可大，前几天给我打电话，倾诉了半夜……”
现在，谁再跟我谈“新闻理想”，我就会想起这位兄弟那张疲惫焦灼的脸。几年来，传统江河日下。深度调查记者风流云散也罢，抱头鼠窜也行，总之来说溃不成军，难得体面。其间原因多多，但很难怪到这一代记者头上。
我不太关心深度调查的败散，对全民福祉有什么危害。我在意的是，那些曾经在采访现场相逢，又回到各自城市讨生活的兄弟姐妹，活得还好吗？
没有显示这一行应该比其他行业更，更具。反过来说，所有加于我们的，一定程度都构成挟持和剥削。至少对我那位兄弟来说，他为被“药儿园”的孩子奔忙时，却在为留不下自己的孩子痛苦。谁都无法否认，比新闻理想更能他的孩子。
在腾讯大家读到前同事李静睿的《何伟之后》，我感到有些不适。从行文来说，她并没有做好析理与抒情的区隔，导致一些词句似难让人信服。
《何伟之后》文中，由何伟的写作，转到“消费主义没有什么不好，但恕我直言当一个国家的精英潮水般以投身消费主义的工作为人生理想，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将为此，付出我们其实付不起的代价”，逻辑无论要转折还是递进，都很牵强。尽管，这段话很适合作为摘要。
很简单，何伟的作品（至少是中国题材），正是消费主义式的。说白了，跟春节假期，网民们消费的各式“返乡手记”差不多，或多或少都是为了满足其他语境对这块土地的猎奇想象。在何伟作品返内销之后，中国读者也可以借助于他的第三方视角重新打量自身，像李静睿一样感到惊奇、温暖和欣喜，这都并不奇怪。
但是，在描述和再打量之后，街市依旧太平，道依旧阻且长。美国写作者何伟既不能代中国人，也就无法为中国记者代言。至于成为中国人的标杆，更是一种僭越。中国人最惨烈的，所面临最紧迫的，这些真正决定“我们”未来付出什么代价、多大代价的议题，何伟触及得微乎其微。
诚如李静睿所说，“消费主义没有什么不好”，我也给何伟派题。我想说的是，静睿从个人审美和阅读趣味出发，去触及中国与社会这样的宏大议题，难免隔膜和穿帮。假设中国有一大批与何伟风格类似、水平相当的记者，那么他们写了什么，根本左右不了“我们”“付出我们其实付不起的代价”。
同样情况，还包括李静睿的“朋友的前男友”，那位得过普利策，很穷，没有创业，正奋力写短篇小说的老兄，他的洒脱专注值得学习，但赋予他太多标本价值，则近乎煽情。同样，他也决定不了“我们”付出什么代价。
两年多了，西安那起“药儿园”事件，最终不了了之。舆情的热点，也早已斗转星移N多圈。我越来越相信，和记者对于这个时代，可能真没那么重要。如果你真重要，怎么会混得这么差？如果说你不该这么差但却差了，那问题出在哪里？你敢不敢，有没有去碰这些问题？
我倒认为，支撑记者这份工作的，更应该是“打这份工，做好这件事”的职业态度。合则留，不合则去，聚散两欢喜，才是应该鼓励的态度。无论何伟之后，还是何伟之前，他都无法代替中国人尤其是中国记者。就像丁克一族，很难体会穷夫妻意外怀孕后的痛苦一样。
如果逃离业可以活得更好，逃就逃了。任何行业的存续，都不能建立在从业者挤地下室，不敢结婚，流产的群像之上。八年前，何伟在《纽约客》上一个字的稿费，就可以让他在吃顿午饭。拿他跟我们比，公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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