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今天，只想跟你说，不管好事还是不好的事，过去的就永远放下，每时每刻都进入新的征程，这才是伟大人物的风范。
人生有各种各样的相遇方式，有一种叫偶遇，在人生的拐角处，突然遇到你；有一种叫奔赴，虽千里万里，你一定要找到那个人；还有一种是等待，我在这片草地上，这片星空下，一定要等到你的出现；第四种相遇就是年终秀，此时此刻在灵山·梵宫遇见大家，非常。
从1978年到2018年，这个国家就是一艘驶往未来的大船，她在风雨缥缈之中，每一代人离开她的时候，都心怀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他们非常感怀自己的前辈，但是他们注定反叛，这就是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进步，也就是我们刚刚度过的整整四十年。
经济总量：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占到了1.8%，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庞大的但同时极其贫穷，或者说微不足道的落后国家，今天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14.8%。
人均P：40年前，我们的人均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排在倒数第七位。今年结束，我们的人均P将达到9280美元。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中等收入国家了。
恩格尔系数——我们每个月赚的钱里拿出多少用于食品：40年前，我们每赚100元会有60元拿来买大米、酱油、鸡等等。今天，大概全中国老百姓每个月赚的钱里40%用于食品，60%用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用于更多符合我们美好生活概念的商品。
摩天大楼：40年前，中国最高的大楼没有超过200米的，所谓的摩天大楼是我们梦中想象的，帝国大厦那些。今天，全世界最高的10幢大楼中有8幢是我们中国的。
世界500强：40年前，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一家都没有，全部都是国营企业，也没有世界五百强。今天呢，2017年世界五百强中我们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115家，其中有超过25家是我们的民营企业。
中产阶层：1978年，全中国人民一样穷，中产阶层是一个要被反对、被的名词。大家都是，啥也没有。今天，中国的中产阶层人口数量从0增加到2.3亿。这比除了美国以外，任何发达国家的人口都要多。
奢侈品消费：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实在是全世界奢侈品品牌最喜欢的人，全球每年奢侈品的70%是各位花掉的。而且这批购买奢侈品的消费者平均年龄39岁，美国奢侈品消费者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呢？比我们要大15岁。而美国网民的平均年龄比我们大5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起码是一个比美国年轻10岁的国家。
汽车：1978年，说起来很可怜，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销量是10万辆，那时候几乎没有一个私人拥有汽车，如果你当时到一个县里去的话，只有县长和县委有一辆车，叫做公车。但是今天呢，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车产销国，到2017年年底，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将要达到2940万辆。汽车成为了很多中产阶层家庭的标配，一个基本的配置。
大家看到左边这个小老头，到今年整整去世20年。40年前，是他带领这个国家走出了，被《时代周刊》定义为当年的年度人物。
第二张是1984年，一个长得很像王宝强的同学，拿着一杯可乐，站在长城上。在1984年，可乐在某些城市、某些上还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身份和消费的表征，是资产阶级侵入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重要象征物，这位同学拿着一杯可乐站在长城上，标题叫做“中国的新面孔”。
1984年中国开始搞城市体制，马上出现了很多广告牌，可口可乐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品。再接着，就看到中国所有城市的围墙，一堵一堵地消失，越来越多的马边开始出现个体户，开始出现商贩，开始出现民营企业。
2013年，《时代周刊》出现了一张封面——中国的今天非常，就像一个娃娃在吹泡泡一样，这个泡泡马上要被吹破了。
但是仅仅过了四年，同样是这本，刊登了一篇文章叫《中国赢了》。因为他们的总统特朗普要来中国访问，为了拿到我们2000亿美元的订单，不得不讨好我们一下。
你看，通过这一本的，我们就会发觉，这个国家的变化并不是一天之间发生的，它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到今天，举办我们这场年终秀的时候，将满四十周年了。今天在座的所有人、所有家庭，这个国家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大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你会问，这怎么发生的呢？怎么解释呢？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变化，但是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它。
这个人叫费正清，他在20多岁博士毕业时就来到了中国。1940年代中期，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美国与中国》，这是学者第一次把中国和美国对照起来的一本书。1972年尼克松访华，公文包里放的唯一一本书就是这本。
在这本书中，费正清说，中国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一场现代化运动，这场现代化运动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是她决定放弃自己国家所有的传统和制度，然后把所有的文明和制度包括语言作为一个对应体，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不断冲击我们，我们不断作出反应。
同时，这个东方国家所有的成功或者失败，是没有成为另外一个国家标的物的。在很长时间里面，这个“冲击—反应模式”是学者对中国即将开展的现代化道的一种共识。
1990年代初，在费正清去世之前，他又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简史》。在这本书中他说，对不起，我错了。又经过50年的阅历和观察，他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很可能不是一个冲击—反应的结果，而是什么呢？是一个自身内在基因变革和内在发展冲动的结果。所以中国的现代化道具有她自身的内在性和动力源。
但是很可惜，他写完这本书6个月以后就去世了。这个动力源到底是什么？内在需求到底是什么？他没来得及解释，而那个时候的中国还不像今天这样发展得让人恐惧。
又过了几十年，罗纳德·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他102岁年去世前的最后四年，写了一本书——《变革中国》。他有三个结论：
第二句话，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未来十几年内超过美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当然他说我可能是看不到那一天了，我将长眠地下，祝福中国。
第，虽然中国很成功，她的发展还会得到延续，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办法用传统的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的成功，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布热津斯基，美国的战略家，曾经讲过一句话：人关于中国的认识，有一半是无解的，另外一半理解了，但是对不起，理解错了。这是一个美国最杰出的战略头脑对中国的看法。
正是因为这些聪明的大脑，对中国的发展都有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认知的模糊，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四十年里，起码五次——1989年、1998年、2001年、2008年、2013年，学者认为，这个国家就要垮了。
做出这些预言的人，有的是诺得主，有的是全世界最杰出的金融投机家，有的被称为“博士”，是一个经济学天才，有的是律师，一次一次的预言中国经济可能崩溃。但是当我们今天做年终秀的时候，中国经济还没有垮。
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经济四十年发展走到今天，它的独特性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或者说我们今天走到了怎样的一个阶段？
上个礼拜我出了这本新书以后，去参加了一场活动，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一场见面会。周其仁老师也来参加我的活动。
当时我说我正在写一本书，关于2008年到2018年的中国经济史，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十年的话是什么。周老师一边吃着快餐一边跟我说，有一个词蛮好的，叫“水大鱼大”。后来我就拿这个词做我的书名。
上个礼拜在北大，他也做了一次，关于我这本新书。中他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设问：中国经济规模发展得很大，过去十年经济发展得也很快，经济总量增加了2.5倍，变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城市化率增加了12%，那么，这个水和鱼——所谓的水就是经济、制度，所谓的鱼就是企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他说，如果说水不好，中国的经济很差，不适合办企业，那么115家世界五百强是怎么来的？今天在座各位是怎么来到这里？二三十年前我们在座的地方是一片农田，怎么变成梵宫的呢？如果水不好的话，怎么来的大鱼呢？在座各位口袋里的钱哪里来的？2.3亿的中产阶层怎么出现的？没释。
如果水很好，中国有全世界最好的营商，是最适合赚钱的国家，那么为什么那么多鱼死掉呢？我写过两本《大败局》，我认识的很多聪明人都在那两本《大败局》里，中国每年有很多企业非正常死亡，到今天还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会非正常死亡呢？
今天很多的中国企业家，40年来在这个国家赚了很多钱，但是他们移民了。2016年，美国投资移民签了800个人，92%是咱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移民呢？他们为什么觉得这个国家不安全呢？那种焦虑从哪里来的？周老师提的这个问题，今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问号。
这四十年的变革，是无数宏观制度、产业制度，不断被创新，不断被重新设计的结果。所以制度的变革，一定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源。
但是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鱼非正常死亡？最大的原因是，中国的制度创新，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不是某一天有一群这个国家最聪明的脑袋，关在房间里，把12345写完，然后昭告天下：我们就按这个线图一直往前跑。中国的制度创新，建立在这么一句非常可笑的话上：“所有的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这句线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到温州调研听到的。有一个叫陈定模的人，他要做中国第一个农民城。请我喝酒时，在席间讲了一句话，他说：吴先生，你知道吗，中国，所有的都是从违法开始的，所以你必须要支持我。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真的非常震撼，后来我把它写进了《激荡三十年》。
回过头来你想，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金融企业。哪一项是顶层设计的结果？哪一项不是基层老百姓、地方不断突破现有法律的结果？中国的制度创新，先天带有违法的特点。
最近有部电影大家看了没有？叫《芳华》，讲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的一个文工团。如果时光回到70年代中期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国家其实也挺其乐融融的，每天敲锣打鼓，每天喊口号，每天饿肚子，每个人都一样地穷。
1978年以后改变了什么呢？当中国以后，每个人的心都变得很躁动。有的人开始听邓丽君的歌，有的人要考大学，有的人到南方开始倒卖盒带，一个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国家彻底被弄翻了。如果用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叫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开始一种非均衡的发生。
但是你会问，1978年以来是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呢？是那些智商最高的？长得最好看的？学历最高的？是这一拨人吗？不是的。因为当年这一拨人在里，在军队里，在高校里，在国有企业里，大家都挺安逸的，没有离开。
谁先富起来的？那些长得难看的、不识字的、犯了前科的，那些农民，那些投机倒把。所以，非均衡的结果，不是在座的人里面最优秀的先富起来了，而是那些最想致富的人先致富了。
所以你会发觉，在过去四十年中国的过程中，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优秀的人，跟你出生在什么家庭没有关系，跟你的智商高不高没有关系，跟你所在区域资源丰富不丰富没有关系，只有一个关系——，你愿不愿意富起来，敢不敢为了致富而冒险。
与此同时，国家开始把一个平均主义的大平台彻底弄翻，国家提出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今天来的朋友如果是从东北、西北来的，你们看到这句话会很生气，但是从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来的，你们就很高兴，因为你们属于那些被发展的区域。
然后，我们对外企实行了超国民待遇。与此同时，我们在这个国家画了很多很多的圈，叫特区、开发区、实验区、自贸区、港，这就是一些被允许富起来的区域。这些区域中的人和企业，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机会。
这个词是我跟经济学家管清友今年去时两个人聊起来的。他说中国的发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各位的脑袋比欧洲人、美国人、印度人更聪明吗？我觉得我们比他们更勤奋，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确处在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之中。
我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曾经用过一个例子。1978年年底，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以后有一个美国人——柯达胶卷的全球总裁看到《》以后，飞到，站在遥望对岸，心潮澎湃：我终于找到一个能发大财的地方了，那里有10亿人口，每一个人买我一个胶卷的线亿胶卷。
所以你看，四十年来我们的发展跟巨国效应有巨大的关系。1978年，这个国家只有不到1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今天多少呢？今天将近60%了。1990年，中国还没有所谓的中产阶层，今天有2.3亿人了。
至于中国的互联网人口，今天中国有2家互联网公司，一个叫阿里，一个叫腾讯，交替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是两个马老师长得很好看吗？是他们的智商比身在硅谷、伦敦、巴黎、东京，同时代的这些60后、70后更聪明吗？好像不是的。
随着互联网人口的增加，中国一定会出现一个到两个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无非是创始人可能叫马云、叫李云、叫。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会出现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互联网人口了。你推出了一款网络游戏，在别的国家有100万人玩，在中国可能同时在线万人。
一种是制度变革，但是有一件事情挺可惜的，直到今天还在发生，就是：制度是可逆的。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朋友抱怨，说什么呢？说我们的政策，像个旋转门，门开了进去以后，转着转着我又回来了，又像天花板，这个天花板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这就是制度的可逆性。
但是，有一个东西不可逆，叫做技术变革。各位想想，今天中国很多的产业变革，金融产业变革、通讯产业变革、产业变革，是制度变革带来的吗？不是的。所有的牌照，仍然牢牢地抓在有关部门手里。但是，因为有技术的革新，使得你的很多牌照变成了一张废纸。技术破壁，是一种新的不逆的动力。
1980年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大转移的结果。欧美国家随着他们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能源价格的上涨，白领人口的增加，没有人愿意做工厂，怎么办呢？好，把大量的工厂腾挪到亚洲地区。刚好这个时候，中国打开了国门。所以整个80年代，中国是一个进口替代，打开国门迎接全球化的过程。
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国劳动力成本也开始提高，制造业开始出现饱和了，这个时候出现了互联网经济。中国赶上产业的末班车，同时赶上了互联网的头班车。
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互联网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改变了我们人和消费的关系、人和商品的关系、人和服务的关系、人和金融的关系，从去年开始改变了人和资本的关系。
在全球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中国又出现了中产崛起和供需错配。吴晓波频道在很长时间里是新领域新中产者、消费升级的一块重要阵地。我们所的、所关注的商业模式，四川挖出50米大蟒蛇都跟这部分有关。
同时，瞭望未来，我们看到了很多技术，看到了新能源、材料、基因等等，而这些又跟中国的资本和内需增长，发生着重大的应和。
你看，所有的这些变化，好像一个国家、一个人不断往前走的过程中，爷在帮你。所以如果讲一句开玩笑的线年以来，如果有个“”的话，他可能是我们中国人。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幸运，生活在一个好的商业时代。
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第一个需要致敬的是农民工。今天有一个词叫链，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地向下，可能在众多阶层中农民工处于链的最底端。但是你要让我致敬的话，我第一个致敬的是农民工，2.3亿农民工。
中国的农民，在初期，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我们的粮食问题。但是他们要进入城市的时候，发觉这个国家的户籍制度有各种各样的，然后他们退回去，洗脚上岸创办了中国的乡镇企业。中国城市化以后，他们又以不真实的身份进入城市，付出他们的劳动，今天仍然是中国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
今年年初，我曾到上海去参观一座大楼，632米的上海中心。上海中心的负责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安徽的农民工，砖瓦工，参与建造这座上海中心。建完的时候，他老家的未婚妻来找他，问他这两年在上海干什么？那个小伙子说，我明天带你去看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到了浦东陆家嘴。
站在马对面看着600多米的大楼，那个小伙子对他女朋友说，这个楼是我建的。但是，我没有钱带你进这个楼，里面的东西没有我买得起的，可是没关系，在这栋楼最高的地方，我刻了你的名字。
这是一个很的浪漫故事，对吧？他就是一个大忽悠。总经理跟我讲，上海中心的顶楼，刻了8000人的名字，就是这些农民工的名字。所以，第一个需要致敬的是付出了他们的，得到了非常不公平待遇的这些人。
2016年，我们曾经拍过一部电影叫《我的诗篇》，当时得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纪录片大，去年还曾请过几位工人诗人来到我们的年终秀现场。我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很多我的朋友，吴晓波频道的读者，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支持过《我的诗篇》的拍摄和播映工作，在这里谢谢大家。
第二个需要致敬的群体，他们站在链的最顶端，但是仍会被我们——说1个亿还是一个小目标——这是我们第二批需要致敬的人，叫做企业家。
在1978年以前，大家在这个270度环屏上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存在的。1978年以前的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今天多少呢？2000万。中国今天是一个拥有2000万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在社会主义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也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
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同时改变了这个国家。很多人觉得，这一拨人，血管里流的血液都是金色的。我接触过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开始我也觉得，你们为什么要经商，为什么要做企业，因为爱钱。没有一个企业家说我不爱钱的。
但是你可以发现，这些热爱的人，把企业做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所赚的每一分钱其实都跟日常消费没有关系了。他们在相当的意义上承担着社会责任，解决了几十人、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就业，这些就业者的背后就是几十万的家庭。
这些不确定的冒险，改变了中国一个个产业，一座座城市的面貌。所以这些人的出现，以及这些人出现的制度，是我们第二个需要致敬的。
这一部分人，在今天其实挺郁闷的，甚至很多关于中国史的文章说，中国四十年是什么呢？是人民崛起的结果。在人民崛起的过程中，有一些被者，一些被者，他们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地方干部。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回望四十年，这部分人，同样是需要我们致敬的。
有一个词叫做地方公司主义，这个词是我们的一位老前辈在他的《中国经济制度》书中第一次提出来的。他说你到欧美国家去，只要是有点知名度的人，一个地方的市长、州长都能够接待你，花半个小时聊一聊。而中国的县长县委、市长市委，忙得跟狗一样。
所有的县委、市委，就是董事长。所有的县长、市长，就是总经理，他们跟我们做企业一样，背着KPI，我们有营业收入、利润率、净利润，他们有P、财政收入。所以张老师说中国的情况是，每一个地方长官都把自己所在的地方当作公司一样来经营，所以他说时地方公司主义。
大家看到这个很瘦的老叫谢高华，他曾经在浙江中部的一个县——义乌当过县委。今天的义乌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但你在中国地图上看，要找一个地方能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都不会想到义乌，那个地方交通不好，旁边也没有什么产业基础，就是金华中部一个特别小的县城。为什么它今天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呢？
没有什么道理，1980年代初，就是这个小老头，在全中国所有的县里面第一个允许老百姓在马边摆摊卖东西。然后下雨、下雪，摆摊的老百姓很可怜，怎么办？搭一个棚吧。这个棚搭起来，就是中国的第一个小商品交易市场。
中国有成千上万的谢高华。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到中国的一个县、一个市里去，你问他们市长是谁啊，有很多人不知道现在的市长是谁，但是会记起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某一个人的名字。
就是这些人，决定性地改变了一个地区的经济面貌。他们手上有比欧美国家市长、州长大得多的，但是同时他们的创新、他们的努力也需要比欧美的市长、州长承担更大的责任。
对谢高华来讲，允许农民在马边摆摊这件事本身就是违法的，他是需要拎着帽去干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们要致敬这些拿着自己的前途去赌博的地方干部者。
第四个需要致敬的群体，是很多今天来到现场的朋友们，包括很多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他们的名字叫做创业者。
如今中国每一天有多少个企业创业？一百个、一千个？是一万个，中国每天有一万家企业创业，今年诞生了360万家的新注册的企业。但是很遗憾，它们中的95%会在18个月内死掉。所以中国是一个非常多年轻人创业的国家，同时也是创业失败率非常高的国家。
我在讲课的时候，常常有人质疑我这件事情，说吴老师这个东西是不的，那么多人创业那么多家死掉，消耗了那么多的资源。
于是我问他们，你看这些创业者中，有哪些人因为创业了吗？每年中国有很多人，因为失恋、抑郁、欠债，有因为创业而的吗？没有。所以这些人，都是拿着自己的生命，拿着自己的时间，在创业过程中成全了自己的人。这一部分人，也是我们需要致敬的人。
四十年来，这个国家的经济面貌不断，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甚至，每一个企业在这个国家能够存在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的背后，会有很多的、很多的焦虑、很多的寂寞，需要无数的付出。
明年就是中国四十周年了，我记得我二十多年前大学毕业的时候，进入工作岗位，很多前辈比我大十来岁，他们是谁呢？是1978年以后第一批高考的大学毕业生，也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这一拨人。
如今我经常会接到一类电话，说晓波你来看看我，干嘛？我要退休了。我当年认识的很多老大哥，在这两年都要退休了。我简单算了一下，差不多，78年以后，四十年，他们当年二十来岁，所以这一波人经历了整个的时期。
再过五年、十年，又有一代人会退休，然后80后、90后、00后会不断地崛起。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跟这个时代有什么关系？我有没有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有没有我？
在《激荡十年，水大鱼大》这本书中我写了这句话：这个时代从不人，它只是我们，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
有人叹息青春散场，历史已经结束了，要写回忆录了。但是可能今天更多的人开始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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