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首页 > 名家专栏> 文章内容

致2018!吴晓波:时代从不负人只是我们

※发布时间:2018-8-15 19:06:27   ※发布作者:habao   ※出自何处: 

  但是今天,只想跟你说,不管好事还是不好的事,过去的就永远放下,每时每刻都进入新的征程,这才是伟大人物的风范。

  人生有各种各样的相遇方式,有一种叫偶遇,在人生的拐角处,突然遇到你;有一种叫奔赴,虽千里万里,你一定要找到那个人;还有一种是等待,我在这片草地上,这片星空下,一定要等到你的出现;第四种相遇就是年终秀,此时此刻在灵山·梵宫遇见大家,非常。

  从1978年到2018年,这个国家就是一艘驶往未来的大船,她在风雨缥缈之中,每一代人离开她的时候,都心怀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他们非常感怀自己的前辈,但是他们注定反叛,这就是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进步,也就是我们刚刚度过的整整四十年。

  经济总量: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占到了1.8%,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庞大的但同时极其贫穷,或者说微不足道的落后国家,今天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14.8%。

  人均P:40年前,我们的人均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排在倒数第七位。今年结束,我们的人均P将达到9280美元。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中等收入国家了。

  恩格尔系数——我们每个月赚的钱里拿出多少用于食品:40年前,我们每赚100元会有60元拿来买大米、酱油、鸡等等。今天,大概全中国老百姓每个月赚的钱里40%用于食品,60%用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用于更多符合我们美好生活概念的商品。

  摩天大楼:40年前,中国最高的大楼没有超过200米的,所谓的摩天大楼是我们梦中想象的,帝国大厦那些。今天,全世界最高的10幢大楼中有8幢是我们中国的。

  世界500强:40年前,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一家都没有,全部都是国营企业,也没有世界五百强。今天呢,2017年世界五百强中我们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115家,其中有超过25家是我们的民营企业。

  中产阶层:1978年,全中国人民一样穷,中产阶层是一个要被反对、被的名词。大家都是,啥也没有。今天,中国的中产阶层人口数量从0增加到2.3亿。这比除了美国以外,任何发达国家的人口都要多。

  奢侈品消费: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实在是全世界奢侈品品牌最喜欢的人,全球每年奢侈品的70%是各位花掉的。而且这批购买奢侈品的消费者平均年龄39岁,美国奢侈品消费者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呢?比我们要大15岁。而美国网民的平均年龄比我们大5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起码是一个比美国年轻10岁的国家。

  汽车:1978年,说起来很可怜,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销量是10万辆,那时候几乎没有一个私人拥有汽车,如果你当时到一个县里去的话,只有县长和县委有一辆车,叫做公车。但是今天呢,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车产销国,到2017年年底,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将要达到2940万辆。汽车成为了很多中产阶层家庭的标配,一个基本的配置。

  大家看到左边这个小老头,到今年整整去世20年。40年前,是他带领这个国家走出了,被《时代周刊》定义为当年的年度人物。

  第二张是1984年,一个长得很像王宝强的同学,拿着一杯可乐,站在长城上。在1984年,可乐在某些城市、某些上还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身份和消费的表征,是资产阶级侵入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重要象征物,这位同学拿着一杯可乐站在长城上,标题叫做“中国的新面孔”。

  1984年中国开始搞城市体制,马上出现了很多广告牌,可口可乐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品。再接着,就看到中国所有城市的围墙,一堵一堵地消失,越来越多的马边开始出现个体户,开始出现商贩,开始出现民营企业。

  2013年,《时代周刊》出现了一张封面——中国的今天非常,就像一个娃娃在吹泡泡一样,这个泡泡马上要被吹破了。

  但是仅仅过了四年,同样是这本,刊登了一篇文章叫《中国赢了》。因为他们的总统特朗普要来中国访问,为了拿到我们2000亿美元的订单,不得不讨好我们一下。

  你看,通过这一本的,我们就会发觉,这个国家的变化并不是一天之间发生的,它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到今天,举办我们这场年终秀的时候,将满四十周年了。今天在座的所有人、所有家庭,这个国家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大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你会问,这怎么发生的呢?怎么解释呢?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变化,但是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它。

  这个人叫费正清,他在20多岁博士毕业时就来到了中国。1940年代中期,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美国与中国》,这是学者第一次把中国和美国对照起来的一本书。1972年尼克松访华,公文包里放的唯一一本书就是这本。

  在这本书中,费正清说,中国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一场现代化运动,这场现代化运动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是她决定放弃自己国家所有的传统和制度,然后把所有的文明和制度包括语言作为一个对应体,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不断冲击我们,我们不断作出反应。

  同时,这个东方国家所有的成功或者失败,是没有成为另外一个国家标的物的。在很长时间里面,这个“冲击—反应模式”是学者对中国即将开展的现代化道的一种共识。

  1990年代初,在费正清去世之前,他又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简史》。在这本书中他说,对不起,我错了。又经过50年的阅历和观察,他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很可能不是一个冲击—反应的结果,而是什么呢?是一个自身内在基因变革和内在发展冲动的结果。所以中国的现代化道具有她自身的内在性和动力源。

  但是很可惜,他写完这本书6个月以后就去世了。这个动力源到底是什么?内在需求到底是什么?他没来得及解释,而那个时候的中国还不像今天这样发展得让人恐惧。

  又过了几十年,罗纳德·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他102岁年去世前的最后四年,写了一本书——《变革中国》。他有三个结论:

  第二句话,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未来十几年内超过美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当然他说我可能是看不到那一天了,我将长眠地下,祝福中国。

  第,虽然中国很成功,她的发展还会得到延续,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办法用传统的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的成功,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布热津斯基,美国的战略家,曾经讲过一句话:人关于中国的认识,有一半是无解的,另外一半理解了,但是对不起,理解错了。这是一个美国最杰出的战略头脑对中国的看法。

  正是因为这些聪明的大脑,对中国的发展都有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认知的模糊,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四十年里,起码五次——1989年、1998年、2001年、2008年、2013年,学者认为,这个国家就要垮了。

  做出这些预言的人,有的是诺得主,有的是全世界最杰出的金融投机家,有的被称为“博士”,是一个经济学天才,有的是律师,一次一次的预言中国经济可能崩溃。但是当我们今天做年终秀的时候,中国经济还没有垮。

  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经济四十年发展走到今天,它的独特性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或者说我们今天走到了怎样的一个阶段?

  上个礼拜我出了这本新书以后,去参加了一场活动,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一场见面会。周其仁老师也来参加我的活动。

  当时我说我正在写一本书,关于2008年到2018年的中国经济史,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十年的话是什么。周老师一边吃着快餐一边跟我说,有一个词蛮好的,叫“水大鱼大”。后来我就拿这个词做我的书名。

  上个礼拜在北大,他也做了一次,关于我这本新书。中他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设问:中国经济规模发展得很大,过去十年经济发展得也很快,经济总量增加了2.5倍,变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城市化率增加了12%,那么,这个水和鱼——所谓的水就是经济、制度,所谓的鱼就是企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他说,如果说水不好,中国的经济很差,不适合办企业,那么115家世界五百强是怎么来的?今天在座各位是怎么来到这里?二三十年前我们在座的地方是一片农田,怎么变成梵宫的呢?如果水不好的话,怎么来的大鱼呢?在座各位口袋里的钱哪里来的?2.3亿的中产阶层怎么出现的?没释。

  如果水很好,中国有全世界最好的营商,是最适合赚钱的国家,那么为什么那么多鱼死掉呢?我写过两本《大败局》,我认识的很多聪明人都在那两本《大败局》里,中国每年有很多企业非正常死亡,到今天还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会非正常死亡呢?

  今天很多的中国企业家,40年来在这个国家赚了很多钱,但是他们移民了。2016年,美国投资移民签了800个人,92%是咱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移民呢?他们为什么觉得这个国家不安全呢?那种焦虑从哪里来的?周老师提的这个问题,今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问号。

  这四十年的变革,是无数宏观制度、产业制度,不断被创新,不断被重新设计的结果。所以制度的变革,一定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源。

  但是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鱼非正常死亡?最大的原因是,中国的制度创新,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不是某一天有一群这个国家最聪明的脑袋,关在房间里,把12345写完,然后昭告天下:我们就按这个线图一直往前跑。中国的制度创新,建立在这么一句非常可笑的话上:“所有的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这句线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到温州调研听到的。有一个叫陈定模的人,他要做中国第一个农民城。请我喝酒时,在席间讲了一句话,他说:吴先生,你知道吗,中国,所有的都是从违法开始的,所以你必须要支持我。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真的非常震撼,后来我把它写进了《激荡三十年》。

  回过头来你想,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金融企业。哪一项是顶层设计的结果?哪一项不是基层老百姓、地方不断突破现有法律的结果?中国的制度创新,先天带有违法的特点。

  最近有部电影大家看了没有?叫《芳华》,讲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的一个文工团。如果时光回到70年代中期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国家其实也挺其乐融融的,每天敲锣打鼓,每天喊口号,每天饿肚子,每个人都一样地穷。

  1978年以后改变了什么呢?当中国以后,每个人的心都变得很躁动。有的人开始听邓丽君的歌,有的人要考大学,有的人到南方开始倒卖盒带,一个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国家彻底被弄翻了。如果用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叫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开始一种非均衡的发生。

  但是你会问,1978年以来是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呢?是那些智商最高的?长得最好看的?学历最高的?是这一拨人吗?不是的。因为当年这一拨人在里,在军队里,在高校里,在国有企业里,大家都挺安逸的,没有离开。

  谁先富起来的?那些长得难看的、不识字的、犯了前科的,那些农民,那些投机倒把。所以,非均衡的结果,不是在座的人里面最优秀的先富起来了,而是那些最想致富的人先致富了。

  所以你会发觉,在过去四十年中国的过程中,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优秀的人,跟你出生在什么家庭没有关系,跟你的智商高不高没有关系,跟你所在区域资源丰富不丰富没有关系,只有一个关系——,你愿不愿意富起来,敢不敢为了致富而冒险。

  与此同时,国家开始把一个平均主义的大平台彻底弄翻,国家提出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今天来的朋友如果是从东北、西北来的,你们看到这句话会很生气,但是从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来的,你们就很高兴,因为你们属于那些被发展的区域。

  然后,我们对外企实行了超国民待遇。与此同时,我们在这个国家画了很多很多的圈,叫特区、开发区、实验区、自贸区、港,这就是一些被允许富起来的区域。这些区域中的人和企业,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机会。

  这个词是我跟经济学家管清友今年去时两个人聊起来的。他说中国的发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各位的脑袋比欧洲人、美国人、印度人更聪明吗?我觉得我们比他们更勤奋,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确处在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之中。

  我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曾经用过一个例子。1978年年底,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以后有一个美国人——柯达胶卷的全球总裁看到《》以后,飞到,站在遥望对岸,心潮澎湃:我终于找到一个能发大财的地方了,那里有10亿人口,每一个人买我一个胶卷的线亿胶卷。

  所以你看,四十年来我们的发展跟巨国效应有巨大的关系。1978年,这个国家只有不到1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今天多少呢?今天将近60%了。1990年,中国还没有所谓的中产阶层,今天有2.3亿人了。

  至于中国的互联网人口,今天中国有2家互联网公司,一个叫阿里,一个叫腾讯,交替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是两个马老师长得很好看吗?是他们的智商比身在硅谷、伦敦、巴黎、东京,同时代的这些60后、70后更聪明吗?好像不是的。

  随着互联网人口的增加,中国一定会出现一个到两个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无非是创始人可能叫马云、叫李云、叫。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会出现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互联网人口了。你推出了一款网络游戏,在别的国家有100万人玩,在中国可能同时在线万人。

  一种是制度变革,但是有一件事情挺可惜的,直到今天还在发生,就是:制度是可逆的。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朋友抱怨,说什么呢?说我们的政策,像个旋转门,门开了进去以后,转着转着我又回来了,又像天花板,这个天花板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这就是制度的可逆性。

  但是,有一个东西不可逆,叫做技术变革。各位想想,今天中国很多的产业变革,金融产业变革、通讯产业变革、产业变革,是制度变革带来的吗?不是的。所有的牌照,仍然牢牢地抓在有关部门手里。但是,因为有技术的革新,使得你的很多牌照变成了一张废纸。技术破壁,是一种新的不逆的动力。

  1980年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大转移的结果。欧美国家随着他们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能源价格的上涨,白领人口的增加,没有人愿意做工厂,怎么办呢?好,把大量的工厂腾挪到亚洲地区。刚好这个时候,中国打开了国门。所以整个80年代,中国是一个进口替代,打开国门迎接全球化的过程。

  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国劳动力成本也开始提高,制造业开始出现饱和了,这个时候出现了互联网经济。中国赶上产业的末班车,同时赶上了互联网的头班车。

  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互联网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改变了我们人和消费的关系、人和商品的关系、人和服务的关系、人和金融的关系,从去年开始改变了人和资本的关系。

  在全球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中国又出现了中产崛起和供需错配。吴晓波频道在很长时间里是新领域新中产者、消费升级的一块重要阵地。我们所的、所关注的商业模式,四川挖出50米大蟒蛇都跟这部分有关。

  同时,瞭望未来,我们看到了很多技术,看到了新能源、材料、基因等等,而这些又跟中国的资本和内需增长,发生着重大的应和。

  你看,所有的这些变化,好像一个国家、一个人不断往前走的过程中,爷在帮你。所以如果讲一句开玩笑的线年以来,如果有个“”的话,他可能是我们中国人。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幸运,生活在一个好的商业时代。

  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第一个需要致敬的是农民工。今天有一个词叫链,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地向下,可能在众多阶层中农民工处于链的最底端。但是你要让我致敬的话,我第一个致敬的是农民工,2.3亿农民工。

  中国的农民,在初期,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我们的粮食问题。但是他们要进入城市的时候,发觉这个国家的户籍制度有各种各样的,然后他们退回去,洗脚上岸创办了中国的乡镇企业。中国城市化以后,他们又以不真实的身份进入城市,付出他们的劳动,今天仍然是中国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

  今年年初,我曾到上海去参观一座大楼,632米的上海中心。上海中心的负责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安徽的农民工,砖瓦工,参与建造这座上海中心。建完的时候,他老家的未婚妻来找他,问他这两年在上海干什么?那个小伙子说,我明天带你去看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到了浦东陆家嘴。

  站在马对面看着600多米的大楼,那个小伙子对他女朋友说,这个楼是我建的。但是,我没有钱带你进这个楼,里面的东西没有我买得起的,可是没关系,在这栋楼最高的地方,我刻了你的名字。

  这是一个很的浪漫故事,对吧?他就是一个大忽悠。总经理跟我讲,上海中心的顶楼,刻了8000人的名字,就是这些农民工的名字。所以,第一个需要致敬的是付出了他们的,得到了非常不公平待遇的这些人。

  2016年,我们曾经拍过一部电影叫《我的诗篇》,当时得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纪录片大,去年还曾请过几位工人诗人来到我们的年终秀现场。我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很多我的朋友,吴晓波频道的读者,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支持过《我的诗篇》的拍摄和播映工作,在这里谢谢大家。

  第二个需要致敬的群体,他们站在链的最顶端,但是仍会被我们——说1个亿还是一个小目标——这是我们第二批需要致敬的人,叫做企业家。

  在1978年以前,大家在这个270度环屏上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存在的。1978年以前的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今天多少呢?2000万。中国今天是一个拥有2000万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在社会主义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也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

  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同时改变了这个国家。很多人觉得,这一拨人,血管里流的血液都是金色的。我接触过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开始我也觉得,你们为什么要经商,为什么要做企业,因为爱钱。没有一个企业家说我不爱钱的。

  但是你可以发现,这些热爱的人,把企业做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所赚的每一分钱其实都跟日常消费没有关系了。他们在相当的意义上承担着社会责任,解决了几十人、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就业,这些就业者的背后就是几十万的家庭。

  这些不确定的冒险,改变了中国一个个产业,一座座城市的面貌。所以这些人的出现,以及这些人出现的制度,是我们第二个需要致敬的。

  这一部分人,在今天其实挺郁闷的,甚至很多关于中国史的文章说,中国四十年是什么呢?是人民崛起的结果。在人民崛起的过程中,有一些被者,一些被者,他们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地方干部。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回望四十年,这部分人,同样是需要我们致敬的。

  有一个词叫做地方公司主义,这个词是我们的一位老前辈在他的《中国经济制度》书中第一次提出来的。他说你到欧美国家去,只要是有点知名度的人,一个地方的市长、州长都能够接待你,花半个小时聊一聊。而中国的县长县委、市长市委,忙得跟狗一样。

  所有的县委、市委,就是董事长。所有的县长、市长,就是总经理,他们跟我们做企业一样,背着KPI,我们有营业收入、利润率、净利润,他们有P、财政收入。所以张老师说中国的情况是,每一个地方长官都把自己所在的地方当作公司一样来经营,所以他说时地方公司主义。

  大家看到这个很瘦的老叫谢高华,他曾经在浙江中部的一个县——义乌当过县委。今天的义乌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但你在中国地图上看,要找一个地方能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都不会想到义乌,那个地方交通不好,旁边也没有什么产业基础,就是金华中部一个特别小的县城。为什么它今天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呢?

  没有什么道理,1980年代初,就是这个小老头,在全中国所有的县里面第一个允许老百姓在马边摆摊卖东西。然后下雨、下雪,摆摊的老百姓很可怜,怎么办?搭一个棚吧。这个棚搭起来,就是中国的第一个小商品交易市场。

  中国有成千上万的谢高华。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到中国的一个县、一个市里去,你问他们市长是谁啊,有很多人不知道现在的市长是谁,但是会记起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某一个人的名字。

  就是这些人,决定性地改变了一个地区的经济面貌。他们手上有比欧美国家市长、州长大得多的,但是同时他们的创新、他们的努力也需要比欧美的市长、州长承担更大的责任。

  对谢高华来讲,允许农民在马边摆摊这件事本身就是违法的,他是需要拎着帽去干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们要致敬这些拿着自己的前途去赌博的地方干部者。

  第四个需要致敬的群体,是很多今天来到现场的朋友们,包括很多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他们的名字叫做创业者。

  如今中国每一天有多少个企业创业?一百个、一千个?是一万个,中国每天有一万家企业创业,今年诞生了360万家的新注册的企业。但是很遗憾,它们中的95%会在18个月内死掉。所以中国是一个非常多年轻人创业的国家,同时也是创业失败率非常高的国家。

  我在讲课的时候,常常有人质疑我这件事情,说吴老师这个东西是不的,那么多人创业那么多家死掉,消耗了那么多的资源。

  于是我问他们,你看这些创业者中,有哪些人因为创业了吗?每年中国有很多人,因为失恋、抑郁、欠债,有因为创业而的吗?没有。所以这些人,都是拿着自己的生命,拿着自己的时间,在创业过程中成全了自己的人。这一部分人,也是我们需要致敬的人。

  四十年来,这个国家的经济面貌不断,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甚至,每一个企业在这个国家能够存在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的背后,会有很多的、很多的焦虑、很多的寂寞,需要无数的付出。

  明年就是中国四十周年了,我记得我二十多年前大学毕业的时候,进入工作岗位,很多前辈比我大十来岁,他们是谁呢?是1978年以后第一批高考的大学毕业生,也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这一拨人。

  如今我经常会接到一类电话,说晓波你来看看我,干嘛?我要退休了。我当年认识的很多老大哥,在这两年都要退休了。我简单算了一下,差不多,78年以后,四十年,他们当年二十来岁,所以这一波人经历了整个的时期。

  再过五年、十年,又有一代人会退休,然后80后、90后、00后会不断地崛起。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跟这个时代有什么关系?我有没有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有没有我?

  在《激荡十年,水大鱼大》这本书中我写了这句话:这个时代从不人,它只是我们,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

  有人叹息青春散场,历史已经结束了,要写回忆录了。但是可能今天更多的人开始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本文由 恒宇国际(www.neivn.cn)整理发布

相关阅读
  • 没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