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讯 记者石长峰11月14日，曾翻译41部村上作品的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林少华应邀做客松山湖大讲堂，讲述“村上春树距离诺奖有多远？”在林少华看来，2012年，村上春树惜败于莫言，可能是因作品性不够；2013年败给作家爱丽丝·门罗，可能是因作品缺乏鲜明的地方性色彩；而2014年再败于名不见经传的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则有点不太公平。而对于东莞，他特别表示，在风口浪尖的时候，他还了东莞，因为东莞有很多难能可贵的东西。
林少华：在东莞扫黄的风口浪尖上，我还了东莞。说东莞不仅仅有那些东西，还有文化周末和松山湖大讲堂这些文化活动，有来者不拒的图书馆和免票公园。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东西。
东莞有丰富的打工土壤，打工文学其实还是很有前途的，但是到现在始终没有出现叫得响的作品和作家，成不了气候，这很是遗憾。此外，东莞是一个适合出产报告文学的地方，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写，反而是一个老外写出了《打工女孩》这样的作品，这也值得反思。
林少华：村上春树这个人，无论是说话的表情还是遣词造句，都跟他笔下小说的男主人公很相似。见到他时，我脑子里很自然地涌现出四个字：文如其人。
一般日本人都很客气，穿得西装革履，一见面就鞠躬。村上完全不这样，身穿牛仔裤，T恤，见面随便握握手，拉两把椅子坐下随便交谈。他一般不会主动说话，你问他什么，他才会说。眼睛也不会对方，会一直盯着面前的桌面，那感觉有点像中国的“屌丝”“宅男”。村上的特点就是不，内心是什么样的，呈现出来的大体就是什么样的，用村上自己的话说，是心不化妆。
林少华：我很少看电视，如果不出远门，也不会带手机。一则是客观上不需要，我在学校没有行政职务，很少应酬，上课不需要带手机，上完课回家书房里就有座机。其次，我还是觉得通过阅读文字得到的心灵愉悦，要远远超过其他媒介。现在我写东西，做翻译，还是习手搞，“刀耕火种”才有踏实的感觉。我是过时了，落伍了，社会上像我这样的人多了也麻烦，但如果没有，就会寂寞了。
我的学生有些也是“手机控”，我时常跟他们说，一个研究生，要学的就是在手机上怎么划都划不出来的东西。上课之前，我都会要求学生把手机关掉，即使男朋友发短信，也不许看。
林少华：有。2012年莫言已经获奖了，诺贝尔文学奖比较注重地域上的平衡性，亚洲作家要再次获奖，可能至少要相隔3-5年。
林少华：村上的前期作品，主要描述了日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因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而造成的都市年轻人内心的纠结和孤独。中国现在发展状况，跟日本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像，这就是村上在中国受到年轻人喜爱的原因。不过，村上作品中缺乏文学固有的性。莫言在《蛙》中对计划生育政策，采取了强烈的态度，而在村上的文本中，则感觉不到。
林少华：以《界中心爱》而声名鹊起的日本作家片山恭一在来华访问时，曾跟我说，村上的小说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了国际化砍掉了很多东西；一个是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关于高墙与鸡蛋的，个体灵魂与体制的表达，村上说得诚然漂亮，而在作品中，实际表达的东西却好像是另一回事儿。
林少华：韩寒以前充满了叛逆，但随着社会阅历的增长，已经慢慢在转变。尤其是为人父之后，越来越体现出了一种社会的担当。韩寒看起来还像一条汉子。
而郭敬明则缺乏阳刚之气，缺乏社会担当意识，从商业炒作上来看，那肯定是成功的，但文本价值并不高，绝不可能有之作。有人担心郭敬明会把孩子们带坏了，我觉得完全不用担心。什么样的年龄喜欢做什么事，什么样的年龄喜欢读什么样的书，孩子们在初中、高中阶段喜欢郭敬明，但上了大学之后，再回过头来看看，可能会觉得自己当时很可笑。
林少华：村上在《寻羊冒险记》以前，没有写过性，从《世界尽头和仙境》才开始写性，到了《挪威的森林》里面才放开手脚、地写性。即使在日本也有人提出疑问：你这是不是有点？村上春树气急地说：如果这也算，倒想反问一下，那个人过的是什么性生活。性这个东西，越是写得的，越是没有腥味。
他这个说法有一点过，有辩解的味道。但是他写的性，并不是完全为了追求性本身、性刺激，这是跟日本的读物不同的，而是为了文学作品情节推进所不可缺少的那么几笔。至于是不得有性，我觉得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有性，但一定是超越性的，一定不会激起人的非分之想；但另一方面，即使完全没有性，也完全可以是优秀的作品。《红楼梦》是有一点性，但在我们看来那几乎等于没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完全没有性，也丝毫没有影响它们的文化和思想的价值。
据林少华透露，作为村上春树作品的“翻译匠”，从2006年以来，每年10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前，他都会接受无数的采访，预测村上得奖的可能性，而且采访“一年比一年频繁和”。2012年，梦见钱包被偷他甚至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你是希望中国的莫言获奖，还是日本的村上春树获奖？当年惜败于莫言，林少华认为原因可能在于村上作品的性不够。
林少华说，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黑古一夫在比较了村上春树作品《1Q 84》和莫言作品《蛙》后称，文学本来内在的性，奏鸣于莫言的《蛙》中，然而这种至关重要的性，在村上春树的《1Q 84》里却全然感受不到，他断言，在《1Q 84》中，无论村上春树主观上多么注重植根于现实的介入，但其内容恐怕还是与社会介入相去甚远。惟其如此，《1Q 84》才沦为空洞无物的读物。相比之下，黑古认为几乎与《1Q 84》同期刊发的莫言作品《蛙》，则敢于如实地描写被本国推行的政策，以此来与历史的某种失误，所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理所当然。以后，村上恐怕也要永远停留在诺贝尔奖有力候补的。
以此观之，村上既可以说是距离诺奖近了，又可以说是距离远了。说近了，是因为他的大部分作品具备以上特点；说远了，是因为《1Q 84》在善与恶的界定方面，没有充分表现出理想主义倾向。
2013年，村上春树又一次处在了“有力候补”的，坐看女作家爱丽丝·门罗获奖。林少华认为，门罗以她生活的乡村为基础构建故事，这一点与莫言相近，而村上则以大都市为舞台，几乎以浓重的世界性淹没了本土性。今年，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村上春树再次失之交臂，林少华则认为不太公平。因为村上作品跟莫迪亚诺非常相近，都是注重记忆、失落和寻找。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种不公平也许就是公平，村上作品已经被译成50种语言，全球飘红。而莫迪亚诺却远远不是走红作家，至少在中国还很少有人知道。较之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更合乎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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