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国的经济数据不可信已是经济学家、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普遍接受的共识。认为这些数据权威会招致嘲笑：说相信这些数据的人天真已经是最客气的了。
这一共识的问题在于，除了备受关注、具有性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P)增长率，其他数据生动地描绘出了怀疑论者坚称被隐瞒的中国经济放缓。即便有试图掩饰中国的境况到底变得有多，中国经济遇到了困难也是一件非常显而易见的事情。
人民币在8月中旬意外贬值，进一步助长了对中国P数据的怀疑，许多人认为此举证明方面在采取激进举措困境的中国经济。
中国公布的2015年上半年实际P增速为7%，正好达到中国总理李克强在3月宣布的全年增长目标。对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这个数据太合适，也和其他表明中国的两个经济引擎——制造业和住宅房地产建设——出现更严重放缓的数据不一致。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方面的专家普遍认同，中出于动机“熨平”季度实际增长数据，这种处理旨在让经济的剧烈波动看起来不那么严重，尤其是在应对像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那样的外部冲击的时候。
这一目标主要是通过微调用于将名义P换算成实际P的通胀指标（即“P平减指数”）实现的。通过将通胀报低，中国的统计高手们可以制造出实际P增长比事实上更快的效果。
然而，这个数据点的不足之处并不会严重妨碍我们对中国经济趋势的理解。只需看一看不经通胀调整、以当前价格水平表达经济产出的名义P数据，就能观察到该国主要行业的惨淡状况。
“中国实际P的波动性是世界同类国家中最小的，但其名义P数据在一些关键方面看起来更为合理，”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的中国经济学家姚炜上月写道。
2015年第二季度，包括制造业、采矿业和公共事业的中国工业部门名义P仅微幅增长1.2%，低于2014年平均5%的增速。建筑业名义P在第二季度增长4.1%，去年这个数字为9.8%。另外，服务业目前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领域。
就大多数用途而言，名义增长率比经过通胀调整的实际增长率更为重要。比如，实际增长率对企业做收入预测就没什么用。
类似的，拉美和非洲的大商品进口商通过进口量和产品价值方面的海关数据，都可以看出中国大商品进口放缓。
也在哈佛(Harvard)以及曾在斯坦福(Standford)担任访问教授的科技大学(HKUST)经济学教授卡斯滕•霍尔兹(Carsten Holz)是中国数据的坚定捍卫者。他表示，利用平减指数来修改数据，这一点“对注重细节的分析师来说非常讨厌，但对实际应用只有微小影响”。
他认为李克强或者副手未必会直接中国国家统计局报告一个特定的增长数值，但他承认，该机构面临达到增长目标、避免催生经济悲观情绪的压力。理论上，P平减指数应该是考查中国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最广泛的通胀衡量指标，包括那些没有计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中的商品和服务。CPI涵盖了消费品，但不包括投资品，也不包括物流或法律等服务。
这家中国统计机构没有提供多少有关P平减指数计算方法的细节。不过，霍尔兹认为，只有国家统计局党组的几名对最终的考虑知情。这几个人有国家统计局局长和他手下的三名副局长，包括现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曾担任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的许宪春。
霍尔兹说：“许宪春参与了讨论，他对此是知情的。他会看着手中的文件说，‘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应该让它高一点。我们的平减指数可以用这个数值，或者用那个数值也说得通。好吧，就用那个数值，因为用它计算出来的实际增长率会稍高一点。’”
这样的中国数据编制场景，很难说会让人产生信心。不过，霍尔兹认为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他用多种基于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等公开价格指数计算出来的另类平减指数，对增长率进行过压力测试。
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1978年到2011年之间的平均年度实际增长率（这一增长率的数据是9.8%）可能在9.1%到11%之间。这个结果意味着的增长率仍不失为最有可能符合真实情况的数值。
霍尔兹表示：“我更偏向于数据。我认为，数据是现有的最好数据。我同意存在一系列最终（实际P增长率）数字，所有数字都同样合理。2015年（百分之）7.0的数值，可能是从6.5到7.0，（甚至）7.2之间的一个点。”
作为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上个月在中报《》(Peoples Daily)上撰文，针对相关为国家统计局做了。这些称，国家统计局采用的P平减指数，未能针对大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作出调整，从而低估了最近几个季度国内的通胀率。
霍尔兹在学问上最的对手，是东京一桥大学(Hitotsubashi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伍晓鹰(Harry Wu)。伍晓鹰在1995年第一次提出了另一种评估中国P的方法，并在之后的20年不断完善他的方法。他的最新研究认为，中国在1978年到2014年之间的平均年度实际P增长率为7.1%，比估计的9.6%低了2.5个百分点。这比霍尔兹计算得出的误差幅度超出了一倍以上。伍晓鹰表示，中国去年的增长率是3.9%，而数字为7%。
霍尔兹表示：“当情闹到伍晓鹰不跟我讲话，也不援引我的研究。我不认同他的研究。他的研究就是无法我。我认为，他的研究实际上是错的。”
随着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占据全球各大头条，许多伦敦和新加坡的分析师（其中一些以前并没有研究过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也参与到对中国数据可靠性的探究中来。
伯恩斯坦研究公司(Bernstein Research)驻经济学家迈克尔•帕克(Michael Parker)，就是采用宏观式方法的典型。不过，他并不认同怀疑论者的看法。
他说：“在我们看来，认为中让全国数万甚至数十万财会及统计人员，在十年乃至更长时间里，步调一致地数据，这样的想法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
相比之下，要想了解伍晓鹰和霍尔兹之间更严谨具体的辩论，就要一头扎入另一个世界，研究基准数字修订、投入产出表、以及有关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的各种相互竞争的假设。没有多少分析师曾试图具体判定两人在每个回合辩论中的得分。不过，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人在许多地方取得了共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人都指出了国家统计局对作为经济支柱的工业部门的统计方法存在的问题。2008年起，中国国家统计局不再发布工业产出的原始分行业数据。
在中国国家统计局停止发布工业分行业产出数据之前，一些突出问题已经变得相当尴尬，以至于到了2007年，规模以上企业的月度产出数据加起来超过了季度P数据显示的工业总产出。从逻辑上讲，这是不可能的。
数据的矛盾应归咎于企业和地方虚报产出。地方P增长历来都是用来评估政绩以及决定官员升迁的重要因素（尽管这种现象正在慢慢发生变化）。
霍尔兹基本上相信，作为把关者，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许宪春在其国民经济核算部门接收到工业统计部门发来的数据，并将其为P工业组成部分时，有能力将最显眼的虚据滤除掉。霍尔兹认为，名义P数据大都是准确的，主要问题就只剩下平减指数了。相比之下，伍晓鹰认为，由于地方官员有实现增长目标的需要，工业P数据从根本上存在缺陷。
两人都看到了中国在数据收集方面的不足，但伍晓鹰的计算与数据差异最大的时候是在危机时期。他的结论是，这些误差“并非主要由方法上的缺陷造成，而是由影响造成的”。
怀疑促使伍晓鹰根据一份苏联式产量清单（包括中国每年生产的、从钢管到烤箱的各种工业品的名称及对应的数量），创建了一套并行的工业产出系列数据。
“即便地方想要或商品生产统计数据，他们也无法做到。数据量太大，这样作假也太复杂。需要非常专业的人，”他说。
在霍尔兹看来，伍晓鹰拿出的另一套系列数据（这套数据对中国几十年来实际增长率的下调幅度要大得多）并不比两人都认为有缺陷的数据更好。
他认为，不可能在价值上得出可靠的工业产出，因为产品质量的改善难以衡量，对新发明的商品赋以经通胀调整后的价格也存在困难。关于产品质量改善的问题很重要，关系到是将价格的增加当作实际产出的增加，还是仅仅当作通胀。
伍晓鹰说，他的方法包含了对产品质量和新发明的合理假设。然而，对于彻底不相信中国工业产出数据的他来说，眼下是个尴尬的时刻。长期受到怀疑的月度工业产出系列数据表现出的降幅，比总体P增长率表现出的降幅更大。实际上，这两组数据的不一致是导致人们对中国的真实P增长率产生怀疑的最大原因。
增长率受的可能性反映了制度缺陷，尤其是反映出国家统计局缺乏性。但这也是那些评估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人士在分析上存在缺陷所导致的结果。如果不如此过度地强调P，那么这一数据的动机将不会那么强。
实际P增长率越早失去其标志意义，我们就越早可能得到更准确的数据。对中国以及其他依靠经济增长其性的来说，在数据上作假的总会存在。但是，在中国经济处于如此危急时刻、以至于到稳定时，依靠一个单一的数字来相信形势一片大好，其实不太可能会是一项有效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