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找不到回家的路在推出《羊的门》《生命册》《平原客》等“平原三部曲”之后，河南作家李佩甫再次以中原大地为背景，创作出长篇小说《河洛图》。四十余万字的丰沛体量，以易学大师陈麦子参透历史的双眼一次次穿越三百年，了河洛康家百年财富神话的兴衰起伏，刻画了在巨额财富面前心系百姓、惠济天下的情怀，铺展出一卷的人性史诗。小说中展现出的中华文化、中原文明、经营之道、家国情怀等令人难以忘怀，可谓对中原文化进行的杰出文本。
作者李佩甫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并将传统文化元素积极融入文学创作之中。在《河洛图》里，典籍、算盘、测字、石窟佛像、中医药、豫剧、易学风水等元素的加入，不仅丝毫没有影响小说的流畅度与故事张力，还大大丰富了文本的厚重性。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元素的支撑，才使小说得以顺利展开，它们是《河洛图》丰富完满不可或缺的要素。比如，中医药是我国极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小说中，洛阳邵子涵先生精通，是洛阳当地的名医。他开出的两剂独特药方，不仅展示了作者在中医方面深厚扎实的学养，增强了文本的知识性与厚重度，更对小说的故事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使中医药在小说中大放异彩。
《河洛图》讲述的是清朝康乾时代的生活，因而作品采用了古典小说的叙事技巧，并融入传奇手法、志异趣味、侠义名士等多种元素，有着鲜明的特色。在结构上，更是创造了以当代“异人”回望历史的方式，调度小说的叙事场景和节奏，产生了一种“间离”效果，拉伸了小说的纵向历史时空。此外，设置巧妙的悬念、出人意料的包袱，让人在阅读过程中，有种酣畅淋漓之感。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河洛康家是豫商的集大成者，是中原的财富符号，也是文化符号。康家的成功之道，就是对以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正如河南籍作家赵瑜评述的：“《河洛图》最大的诚意在于努力地呈现了数百年前，一个中原家族的发展图景。作为一个现代文明的受益者，作家李佩甫仔细梳理了河洛康家有别于其他商人的地方，除了精明、敢于冒险，而中原人的那种屡遇黄河决口而形成的灾难思维，也是康家发达的关键处。”
康家早年遭逢，从“一门两进士”的春风得意衰落成“一门两丧事”的悲惨境地，但他们没有被打趴下，而是绝处逢生后又逐渐振兴。康家之所以能够在波谲云诡的时代起伏中始终屹立不倒，正是由于黄河流域的造就了他们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临危不乱的优秀品质。同时，也让他们更加懂得反哺的意义，在具备回会的能力后，更加爱惜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于是，康家在打造家族财富神话时，并没有忘本，而是多次展现出扶危济困的家国情怀。
从康悔文开始，康家便不断地扶危济世。例如，河洛仓盗卖皇粮案、捐两艘粮船帮助官军剿匪、在灾年烧债券赢、每年捐十万银助修黄河大堤、捐银五万两开设书院助学、凿穿粮船堵黄河决口等。在李佩甫的勾勒与点染下，这一系列深具家国情怀又饱含人性的史诗画卷，让我们深叹于康家的大仁。在李佩甫看来，中原大地深受文化影响，而文化思想正是康家义举的原动力。这部康氏家族传奇史，更像是一场命运接力赛，传承的内核便是他们延续数百年的：仁信和留余。在康家的处世中，在商言商，一诺千金；办事留有余地，不把对手逼到绝，更是给自己留下。他们的成功，正是以文化的礼智信为基石。
当今天不少人还在做着一夜暴富、举家发财的美梦时，数百年前那个将“仁信”和“留余”作为传家的河洛康家，早就把家风家训放大到“为生民立命”的广阔志向，把家族提升为“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家国情怀。于是，他们不仅创造了经济上的财富，更创造了人性的财富。这样的财富，属于河洛中原，属于中华文化，更属于我们整个民族的文脉根基。（袁恒雷）
发展是一个综合概念，发展是否平衡关键要看人均P等指标的差距。政策应更着眼于不同地区之间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人均P的差异。
绝对贫困问题的消除，并不意味着我国扶贫工作的结束。随着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完成，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将成为下一阶段我国扶贫工作着重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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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习总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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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把扶贫开发摆到理政突出，作出关于扶贫开发本质、阶段、重点、方略、动力和制度等论述，简称本质论、阶段论、重点论、方略论、动力论和制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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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定位自身名副其实，理应享有发展中国家应有的和待遇，主动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意味着主动离开发展中国家阵营，危害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