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了租房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化带来的差异，又如何解决、资源如何配置，也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好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资源配置公平化的问题，租房者的，仍然难以得到落实。因此，解决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公平性、均等性问题，才是“租购”能否“同权”的关键。房价不能大涨，租金也不能大涨，才是需要达到的目的。而一旦赋予租房者与购房者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待遇，租金大涨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控制，可能比房价还难。
国外住房租赁市场占据住房市场很大的比重，而我国住房租赁市场没有赋予教育、医疗等福利，这也是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得不到市民青睐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随着社保等制度，医疗很大程度上已经与住房的产权脱钩，教育几乎成为市民最关注的福利，在这个意义上，“租购同权”能减少购房焦虑，也是实现房价调控、回归“房子是用来住的”的最重要举措。
中国的特大城市和大量高等级城市，主城区永远都是最贵的，因为优质资源在那里。现在虽然提出了“租购同权”，但却是有条件有身份的“同权”，优质资源高度集中的地段仍然是香饽饽。学区房是有限的，学区房所在的区域就一定会出现租房价格上涨，未来将面临着如何解决房租过快上涨的问题。
现在离制定统一的“租购同权”法律还有一段要走，可能的举措是，各地先制定一些具体的办法和实施细则，然后再制定行政规章、条例等，最后待条件成熟时制定统一的法律予以规范。
能否如愿培育规范有序的住房租赁市场，重点还需看政策的推进和落实。此过程中还需要至少考虑两个问题：
一个是如何提高住房租赁市场的资本吸引力。经营专业化的住房租赁项目需要大量资金，尤其在初创阶段，房源收购、装修、品牌宣传都需要不小的投入，长租项目还面临资金回笼期限长的挑战，这都要求有较高的回报水平予以支撑。另一个是如何直接有效地约束出租人行为。形成和强化契约的软往往需要法律法规和相关系统配套的硬约束。新法规提出了一些出租人违反条例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但还有一些细化空间。
对于租房者来说，一方面要创造一个可信任的租房，降低无房者的恐慌和抱怨；另一方面促使整个租房市场形成稳定的金融现金流。从而将租金转移至房产持有者，房产持有者再把租金以还贷的形式给银行，不至于整个房地产市场资金链断裂。
要持续有效地降低杠杆，削弱金融周期的动能，需要从根本上反思银行的业务模式和金融结构。规范综合经营需要金融机构聚焦主业、做优主业，在这个基础上同一机构的不同板块业务做好风险隔离。银行是信用中介，创造货币并提供支付结算服务，证券业是投融资中介，连接融资者和投资者，保险业是经济补偿和保障机制，信托业代客进行财产管理，金融的各个板块要求不同的专业技能和核心竞争力。对不同金融板块应该实行严格的牌理，并落实在的法人机构。
积极的变化是，2016年，中国宏观杠杆率有趋稳的迹象。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至今以年均7%的速率快速攀升的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在2016年边际有所放缓，全年上升2%左右，边际放缓部分来自P平减指数的转正，也有部分来自企业部门融资增速的放缓。分部门来看，2012年，民营企业在持续降杠杆，但国企杠杆去化还未真正。由PPI上行带来的盈利改善进而降低企业杠杆率，要具备可持续性，需要价格上涨下外生的盈利能力内化为企业真实竞争力的提升，而这需要加快过剩产能出清的步伐和“僵尸企业”的处置。
2017年上半年以来，国内经济延续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经济基本面的相对平稳为当前金融监管的稳步推进，经济去杠杆特别是国有企业去杠杆的稳妥推进，以及深化金融提供了政策操作空间。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中国经济仍高度依赖于基建与地产的驱动，依靠原有增长动力的经济复苏，使得原有增长方式的投资回报率和对经济的边际贡献在不断递减。经济下行压力从未远离，内生增长动能逐步趋弱，流动性偏紧的局面将可能会延续，资本市场将更多是在震荡中寻找机会。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除了国企债务杠杆及地方债务，不会直接危及财富的安全，但影子银行、非法集资以及房地产泡沫都和老百姓自身的财富安全息息相关。这几年出现的重大的影响老百姓财富安全的案例，基本就在影子银行和非法集资这两个领域。从政策的趋势看，银行理财产品打破刚性兑付已经时不我待，老百姓在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时绝对不能想当然。至于包括小额贷款公司、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的“储蓄转投资”业务，以及地下钱庄、民间借贷、典当行等，更是潜藏着种种风险。
近日，证金公司现身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消息，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从某种程度来看，对于具有一定市场优势的证金公司而言，更需要做好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引导，这样才有利于持续稳定市场的投资，给投资者吃下一颗定心丸，并逐渐引导市场价值投资、长期投资乃至稳健投资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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