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认为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知识影响的实干家，通常是某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6）
当下中国，无疑正处于剧烈的转型过程之中。
这一变迁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多重转型，以至于我们身处中国，常常有时空不知所措之感，以至于有人发问，这是镀金时代的美国还是泡沫时代的日本，抑或工业时代的英国？
变革时代，不变的是什么？观念算一种，尤其是具有普世的观念。开篇所谈的凯恩斯的名言激励了无数经济学家，以至于刚刚故去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针锋相对地补充了一句，“经济学太重要了，不能仅仅把它留给经济学家去研究。”——如今，两人已经作古而去，其观念却都正立不倒，经济学不仅属于经济学家，也应该属于所有人，尤其是普通。
也正因此，我常常认为经济学应该作为一项普遍的常识加以推广，其原理应该作为现代的素养之一。因而，《凯恩斯的中国》是一种普及经济常识的努力，我的力量读者往往是具有好奇心的普者，我期待通过《凯恩斯的中国》等写作能够帮助他们更好从经济维度理解世界的变化。
虽然人们常常调侃三个经济学家有着五种观点，但也不可否认，经济学家之间往往更容易达成共识。如何更好理解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以及借助这些观念来理解当下中国，我认为有三个维度：经典、现实以及应用。经典源自经济学大师的理论，现实则是当下经济学人的思考，引用则更多体现为经济学在现实世界的实践。与之对应，《凯恩斯的中国》分为三个专辑，分别是《经济学：大师与经典》、《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与世界》。
《经济学：大师与经典》侧重介绍在国际视野中的经济学人以及书籍。在观念分歧的年代，胡适先生曾说多谈点问题，少谈点主义，但对于问题的持续追问，最终必然会引向对主义的进一步探究，如何在不同观念之中谋求共识或许当下的希望所在。如果这是我上一本书《中国经济怎么了》主要谈论的问题，那么在《凯恩斯的中国》一书中，我希望多谈点主义，而且是不同派别的主义，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奥地利学派，无论是左翼主义(liberalism)抑或主义(libertarianism)甚至马克思主义，无论淡水学派咸水学派还是。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家们也变成中国最炙手可热的意见。经济学家如何改变了中国？经济学理论如何解释中国的变化？未来中国何去何从？这构成《经济学与中国》的主线。玩味经济学在中国的过程，也成为一件非常有趣的观念之旅，而中国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经济以及经济学理论研究也值得关注，毕竟这片土地发生的一切深刻影响着我们的过去现在，更影响我们的未来。
《经济学与世界》则将经济学放在一个普世观点来审查，太阳之下，是否真无新事？经济学如何影响欧美？经济学与幸福、、商业等关系如何，这些不同关系之间的紧张与互动构成一个鲜活而变动的世界，其中的逻辑何在？我希望为读者搭建起通过经济学理解世界的一个通道。
回头来看，为什么要了解经济学？在我看来，也很简单，那就是经济学对于理解世界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观察维度，尤其对于当下多重转型的中国，诸多纷繁复杂的现象之外，经济学或许可以提供深入以及简化的理解框架，这也是《凯恩斯的中国》微薄尝试。
经济学看起来高居庙堂之高，但是其基本原理其实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小到个人衣食住行，大到国家经济发展，甚至不少人口口相传的“中国奇迹”，也不过是经济学原理普世性的最自然不过的结果。
凡有选择处，必有经济学。虽然经济学往往被视为经世济国的进阶之道，但我个人理想中的读者，往往是带有好奇心的普者。我想，他们对于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有着更多期待。
至于经济学家备受关注，毁赞参半，也有不少价值观分明的分类，比如真正的经济学家、经济工程师、经济利益发言人等等。在我看来，经济学家和很多其他思想者并无本质区别，他们的身份定位，最终是根据他们的对于观念的贡献而厘定。
《凯恩斯的中国》写作的轨迹最早可以追溯到大学时代的文章，现在来看一方面疏漏颇多，另一方面很多重要的学者没有选入，因此只是一个极不完全的版本。阅读本身意味着一次又一次观念的旅行，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大家阅读《凯恩斯的中国》之后，可以去按图索骥找《凯恩斯的中国》一书所谈谈到作者以及书籍直接阅读，然后由此阅读更多其他大师之作。
回到开篇的问题，身处变革时代，我们不惜从经济上理解我们的时代，不仅需要观念，最稀缺恐怕也是形成共识的观念，也就是所谓共识；它正是不同观念在意见市场上碰撞、争鸣的博弈结果，回顾观念史，何尝不是充满了共鸣与歧，即使哈耶克与凯恩斯这两位历史看似水火不容的经济学大师，其观念未尝没有互通之处，甚至他们私人交往也充满可圈可点的细节，譬如两人甚至曾经一度共同“沐浴”过对于剑桥的狂轰乱炸，其中的互动与张力正是构类进步的阶梯。
在1953年一篇广受欢迎的论文中，担任过朝圣山学会财务主管的经济学家卡拉伦斯.菲尔布鲁克提出了“观念力量”（idea force），他强调观念对于构成共识进而进步的巨大作用；“一种观念会进入一个人的头脑，它有可能死亡也有可能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更进一步地，一种观念的表达在更多人的心里播下了种子，然后，潜在地，这股力量会以一种天文数字般的速度增长。……对于希望达成一个更好的世界而言，这些可能的正当化理由就存在于此而且仅仅存在于此。”（《政策主张中的“现实主义”》）
社会变迁，看似山河岁月的变化，其实到底还是维系于的涓滴。正如国内最火热的作者、法国人托克维尔在《美国》所言，“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科学。”于当下中国，发源于学的经济学不仅是热门显学，也是一个值得切入的观察方式以及思维工具，更倒向了观念启蒙以及谋求共识的可能。
《凯恩斯的中国》前言的作者，孙涤教授是上海财经大学第一届研究生的第一名，算是我的大师兄，和他的交流中我获益良多。我很喜欢他谈过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小故事，在此与大家分享。大师并非生下来就是大师，经济学家索罗也曾是愣头青，五十年代他到麻省理工学院求职，萨缪尔森带他去午餐时，席间给索罗说了一句让他终用的话：经济研究实质上是把商业新闻故事编写得更好。（Thefunction of economic research is to make decent business jouralism possible.）
我倾向于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这则故事，反过来说把财经新闻编得更好就是经济研究的实质，这也新闻业尤其是财经新闻仍旧有更多改进空间以及可为之处，尤其在新闻业面临诸多变革的今天，与大家尤其是同行，同时受限于本人能力，《凯恩斯的中国》的疏漏错误难以避免，算是未来进步的鞭策动力。
以一句话结束这篇自序，你的经济学观念之旅，“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圣经·约翰》12：24一25）
注：本文为《凯恩斯的中国》自序，作者近期即将出版《印钞者》，京东链接